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分子也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 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北京的风照旧刮得人缩脖子。 毛主席坐在那里，已经八十二岁，头发花白，眼睛还盯得住事情。忽然就冒出一句话，带点随口打听的味道：“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 身边的工作人员愣了一下，很快回神，老老实实答话：“还有两百多个顽固分子，在那里继续接受改造。”这不是随口编的，是厚厚一摞名单、档案压出来的数字。 二十多年下来，进去的人不少，留下来的，多是当年被视作“骨头最硬”的那一拨。 毛主席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像在心里掂量。过了片刻，他长叹一声，说的话不绕弯：“关到现在，再顽固也就剩一把骨头了。他们都老了，已经折腾不起什么大浪，都放了吧。” 工作人员把更细的情况又补充了一遍，说明里面还有十三个人，被认为思想上特别顽固，原本打算继续收紧改造。 数字不大，听上去像是可以单列出来“另说”的那一群。 毛主席摇头，没有顺着“例外”的路去，他把话题扯回到土地改革，说那时候处决恶霸地主，是因为乡亲们天天和这些人面对面，如果不动刀子，乡亲心里打怵，夜里睡不踏实。 他讲完这一层，话锋一转，对眼前这批战犯下了判断。 那些曾经的高级军官，大多是关进功德林之后才被普通人听说名字，老百姓不认识他们，更谈不上血海深仇，“老百姓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杀他们做什么用。”说到这里，态度已经很清楚，“一个不杀，统统放人。” 公安部的华老听了，还是把心里的顾虑摆出来。 专业出身的人，总习惯往“安全”这一头多想，担心这些被归类为“顽固分子”的战犯，一旦撒手出去，再起什么风浪。 这个顾虑并不稀奇，从办案角度看也说得过去。 毛主席回话时，语气不算激烈，却十分笃定。他说，人不能老揪着仇恨不放，几十年过去，输了的人在高墙里待了半辈子，打也打过了，改造也改了那么多年，总得给条活路，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话不算多，却像给整件事定了性：账已经算完，仇不必延长。 说到放人，还不是一句空话一拍脑袋。 释放安排提上日程，有人提议给每个战犯发二十块路费，意思是路上勉强够用。 毛主席听到这个数字，直接觉得“抠”，说二十块不顶事，“怎么也得一百块左右”，才能保证他们回到自己想到的地方，不至于半路露宿。 当时城市里，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三十来块工资，一百块差不多抵得上三个月薪水。 这个数往每个人身上一摊，就能看出分量。这不是象征性给点零钱，而是实打实的安置，是让人真能买票、吃饭、再添一身换洗衣服的数目。 战犯身份还在，待遇却实在，里外一对照，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这种出手不算小气。 功德林那地方，在北京德胜门外，源头可以追到民国初年，本就是关押人的地方。 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这里换了招牌，成了专门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管理所。后来名单越滚越长，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陆续送进这扇铁门。外界形容那里“将星如云”，一点不夸张。 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名义上叫战犯管理所，生活场景却更像一座特殊的疗养院。 里面有学习、有劳动，也有定期体检，伙食水平放到当年社会大背景里看，超出不少普通市民。城市里的人为了多打点油票菜票伤脑筋，功德林里的饭菜已经算得上宽裕。 被俘的国军将领住在那里，日子过得并不粗糙。 这样的安排，从外面看，意见不少。有人说对敌人太宽，有人说这是自信，是策略，把人改造好，比简单消灭有用。 二十多年的关押时间压下来，那些当年意气风发的将军，在墙内从中年熬成老头，挺拔的身板变成弯腰驼背。 等毛主席说出“剩一把骨头”，并不是夸张，而是实情。 两百多名战犯走出功德林时，各自端着一笔路费，大多选择留在大陆。 有人回原籍，有人留在大城市重新谋生。提出要回台湾的，只占少数，一共十人，名字都写在档案上：周养浩、蔡省三、张铁石、张海商、王秉铖、陈士章、段克文、王云沛、杨南邮、赵一雪。 按理说，这十个人的计划不复杂，从北京到南方，再到香港，然后再转往台湾，路就算走圆了。 实际情况一拐弯，路就碎开了。 十人到了香港，局势、人心、情报力量全搅在一起，谁也拿不准下一步。结果就是，谁也没真正回到台湾。 后来，他们分成几股。周养浩、段克文、陈士章、王秉钺四人，拐向远方，去了美国，晚年漂在异国他乡。蔡省三、王云沛、张铁石留在香港，表面上离台湾只隔一片海，心里清楚，这一片海，比地图上看着要宽得多。 这些人的晚年轨迹，连在一起看，像一面被揉皱的地图。 曾经站在对阵的另一边，后来从功德林的大门走出，拿着一沓路费，有的走向海外，有的困在香港，有的又拐回大陆，坐进政协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