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衔时，空军主要将领军衔。空军于1949年11月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 授衔时全国共12个大军区，只有表中部分军区的空军设立了司令部，此时的空军共有4个军部，分别在沈阳军区(空2军、空3军)、南京军区(空4军)、济南军区(空5军)，其他军区的空军暂时没有军的编制。 军区空军司令部下辖有多个部，部长未在表中列举。 天安门上空七十一架战机压着云飞过时，广场上的人只顾抬头，很少有人想到，一九五五年授衔那会儿，全国十二个大军区里，真正挂着空军司令部牌子的只有沈阳、南京、济南几块：沈阳军区下有空二军、空三军，南京军区下有空四军，济南军区下有空五军，加起来四个军部，其余军区只有零星航空兵，连“军”的牌子都还挂不上。 看着今天这一排军衔，往前倒回去，一九四九年的几句话分量就显出来了。 七月十日，毛主席写信给周恩来，提到要尽快建立空军；九月二十一日，在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他又公开讲，新中国除了陆军，还要有空军和海军，把空军一下子抬到了战略性军种的高度。 问题是，手里的底子很薄。 解放军掌握的飞机一百五十九架，大多从侵华日军手里缴来的，或者国民党撤退时丢下的，美造、英造、日造的机型堆在一起。 开国大典前，只能从中挑出十七架状态稍好的，组成受阅飞行中队。 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看得热烈，周恩来又安排速度更快的九架野马式战斗机飞两圈，从天安门上空折回再过一次，把“数量”硬生生撑足，那天听到的是轰鸣，这个军种在组织上还没真正出生。 当家的人很快被点名。 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本来要率兵南下解放中南，命令一来，兵团照常走，他留下接过筹建空军这摊子事，被后人称作“中国空军之父”。 一九四九年七月，他奉命开始筹建；八月，带团赴苏联谈买飞机、请专家、援建航校，住在莫斯科郊外一处将军疗养院；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他为空军司令员，这个新军种有了主心骨。 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电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这天后来被认作空军生日。十一月十五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递交报告，提出在暂时没有空军部队的情况下，应该集中主要力量把航校办好，把飞行员和技术骨干培养出来，这样将来才谈得上军、师、团的架子。 这个意见得到批准，他亲自盯校址、教员和课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规划中的六所航校里，五所按期开学，只有一所因故推迟，新空军最早的一批“雏鹰”从这里起飞。 人的问题刚有了眉目，部队建制得跟上。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建议，从各野战军成建制抽调师、团领导机关补入空军，用老陆军干部托住新军种的指挥骨架。 六月十九日，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十月五日，空军驱逐第三旅旅部在沈阳亮相。一九五三年底，空军已经发展成多种航空兵组成的力量，一九五五年全国授衔时，那四个军部就是在这几年的基础上撑起来的。 中间夹着一场硬仗。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打响。 那时中国空军拥有的各型作战飞机还不到两百架，多数飞行员飞行时间也就几十个小时，空战经验几乎为零。美国空军在天上飞，对中朝地面部队和后方交通线实施高强度轰炸，桥梁、公路、铁路反复被炸断，压力压在机场头上。 志愿军空军被推上天空作战。 前线机场里，刘亚楼常常站在跑道边听飞行员复盘，把一场场空战拆开来琢磨，逐渐提出“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法，让有限兵力用在刀刃上。 两年八个月的作战下来，志愿军空军在空中完成实战锻炼、掩护交通运输、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等任务，共击落以美国为首“联合国军”各种飞机三百三十架，击伤九十五架，也打下一批所谓“王牌”飞行员，王海大队这样的英雄集体名声很响。 一九五三年底，人民空军真正从纸面、从课堂里走到了战场上。 刘亚楼曾向毛主席、刘少奇汇报击落某型高空侦察机的情况，也曾陪同朱德总司令在北京西郊机场观看飞行表演，战机一架接一架从头顶划过去。 走进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七十一架战鹰列阵长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与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那十七架勉强拼出的受阅机并排在记忆里。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日，自主研制的大型运输机“鲲鹏”运二十，从韩国接回一百零九名志愿军烈士遗骸。当年志愿军战士坐着火车入朝作战，很多再也没能回来；如今接他们回家的，是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机舱里国旗一面连着一面，这一进一出，这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成立的新军种，已经有了“空天一体、逐梦深蓝”、有了“重装守和平”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