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王女士聚餐饮酒后和同事一起走，途中同事落水，王女士两次试图营救，结果两人都溺亡了，王女士生前公司给员工买了团体保险，她父母申请理赔却被拒，保险公司称王女士醉酒且溺亡处水深超2米属免责条款，王女士父母觉得女儿是溺亡，应获赔，于是起诉，最终法院这样判了！ （来源：九派新闻） 王女士的父母得知消息那天，老两口捧着女儿的遗照，手抖得连相框都扶不稳。 母亲红着眼眶说：我闺女从小就热心肠，小学时为救落水小猫，自己浑身湿透回家。 父亲抹了把脸：现在人没了，保险公司连句人话都没有。 时间倒回三个月前，公司团建聚餐的包厢里，王女士和同事们推杯换盏。 邻座的小张记得，她当时喝了三杯红酒，脸颊泛红但意识清醒。 散场时王女士还主动帮行政部的小李拎包，两人勾肩搭背往地铁站走。 路过河滩时，小李突然脚下一滑。 王女士本能地伸手去抓，结果被带得踉跄几步。 她踩着湿滑的鹅卵石站稳后，立刻折返救人。 第二次下水时，河水已经漫到胸口。 目击者老周说：那姑娘在水里扑腾了得有五分钟，最后体力不支沉下去了。 法医报告显示，王女士血液酒精含量达120mg/100ml，属于醉酒状态。 保险公司理赔员小陈拿着报告说：条款里写得清楚，醉酒期间发生意外免责。 再说溺亡处水深2.3米，超过2米的免责标准。 王女士父亲拍着桌子吼：我女儿是救人淹死的，你们就盯着那几行字？ 法庭上，双方展开激烈交锋。 保险公司律师强调：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风险评估基于被保险人自身状态。王女士醉酒状态下实施危险行为，符合免责情形。 王女士的家属指出：醉酒与死亡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真正导致悲剧的是救人行为。 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公司说王女士醉酒和溺亡处水深超2米属于免责情形，可关键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在投保时，把免责条款给王女士讲清楚呢？ 就算王女士醉酒了，但她是为了救人才下水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 根据法律上近因原则，导致王女士死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原因，是她救人的行为，而不是醉酒。 醉酒，只是她当时的一个状态，和死亡之间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因果联系。 保险公司不能仅仅因为王女士醉酒，就一刀切地拒赔。 如果保险公司这么简单粗暴地拒赔，那以后谁还敢在紧急情况下见义勇为？ 万一自己有点什么特殊情况，比如喝了点酒，是不是就不能救人了？ 这显然不符合公序良俗。 保险条款里的免责范围，是不是应该有个道德例外呢？ 就像王女士这种为了救人，不顾自身危险的情况，是不是应该被特殊对待？ 毕竟，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应该鼓励和保护，而不是用冰冷的条款去限制。 所以，保险公司以这两个理由拒赔，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他们没有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而且醉酒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被救人行为中断了。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王女士存在醉酒情形，但其下水救人的行为中断了醉酒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救人行为作为近因，不属于免责范围。 最终，判决保险公司需支付保险金及相应利息。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件事留下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见义勇为前是否该评估自身能力？ 第二，保险条款的免责范围是否应该设置道德例外？ 第三，该如何建立更完善的见义勇为保障机制？ 或许正如判决书所言：法律不应成为阻碍善意的藩篱，当生命面临危险时，每个挺身而出的背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这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毕竟，今天我们如何对待英雄，明天就可能影响自己能否得到帮助。 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见义勇为是一种美德，应该为英雄们撑腰，让善举得到应有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