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3年2月14日，皇帝陛下赵祯昏倒了。大臣们来到皇帝的卧室，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嘉祐八年2月14日，皇帝陛下赵祯，就是咱们后世熟知的宋仁宗，突然昏倒了。 这一下可把皇宫炸开了锅。大臣们慌忙跑到皇帝的卧室，心里估计都在打鼓：是不是要变天了？是哪个皇子在搞事？还是后宫出了什么乱子？ 可当他们冲进卧室，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所有人都愣住了。 没有刀光剑影，没有争吵密谋。他们只看到一个54岁、形容枯槁的病人，虚弱地躺在病榻上。而在他倒下的榻边，还散落着一份刚刚写就、墨迹未干的诏书。 大臣们凑近一看，更是惊得说不出话。诏书上写的是：“免陕西、河东百姓赋税一年。”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这位掌管天下42年的帝王，在生命垂危、油尽灯枯的最后一刻，心里惦记的，居然是免除百姓的赋税。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农历三月，赵祯驾崩了。 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宫墙，整个京城都停摆了。史书记载，开封府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少，“罢市巷哭，数日不绝”。焚烧的纸钱烟雾弥漫了整个天空，“天日无光”。就连街边的小乞丐，都边哭边朝着皇宫的方向磕头。 这股悲伤甚至跨越了国界。当消息传到北边的辽国，那位向来彪悍的辽道宗耶律洪基，抓住宋朝使者的手放声大哭，非要给赵祯建一个衣冠冢来悼念。 赵祯这位“千古仁君”，他的“仁”，在最初的二十年里，其实被很多人看作是“软弱”。 咱们都知道“狸猫换太子”，赵祯就是那个主角。他13岁登基，结果生母是李宸妃，养母刘太后却把持着朝政，搞了长达11年的垂帘听政。 这11年，小皇帝赵祯基本就是个摆设。他能做的，就是在压抑中练就一手好书法，用“飞白体”磨练心性。这种“夹心饼干”的少年经历，让他养成了极度的忍耐和宽容。 1033年，刘太后去世，24岁的赵祯终于亲政。他太想干一番事业了。他接手的是个什么摊子？老爹宋真宗好大喜功，到处封禅，国库被折腾得够呛。朝廷里“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问题，像三座大山压得帝国喘不过气。 赵祯憋着一股劲，他需要一个强人来帮他。于是，他看中了当时全大宋的“顶流”——范仲淹。 1043年，赵祯力排众议，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也是个实诚人，上去就甩出《答手诏条陈十事》，大刀阔斧地要裁撤冗官、改革科举。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那时的赵祯，满心希望，以为自己和范仲淹能成为一对“君臣CP”，再造盛世。 但他俩都低估了“动蛋糕”的难度。新政触犯了太多权贵的核心利益，弹劾范仲淹“结党营私”的奏折堆成了山。 有一次，范仲淹拿着官员名册，大笔一挥就要勾掉一批不合格的。旁边的富弼都看不下去了，劝他：“你这一笔勾下去，可害得一家人哭啊。” 范仲淹瞪眼回道：“一家哭，总好过一路百姓哭！” 话说得是痛快，但这种激进的理想主义，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仅仅1年零4个月，面对保守势力的疯狂反扑，赵祯那“优柔寡断”的老毛病犯了。 他妥协了。他罢免了范仲淹，叫停了新政。 史书记载，赵祯当时“夜不能寐，以巾拭泪”。他为新政的失败而哭，也为自己的无能而哭。 他深刻地认识到，光有一腔热血和“仁”是不够的，还得有手段。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用人策略。他不再迷信范仲淹那样的“明星改革家”，转而启用了一大批实干派，比如包拯、欧阳修、文彦博。 说到包拯，那真是赵祯“仁”的试金石。包黑炭是出了名的犟，为了反对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三司使”，在朝堂上当面硬刚。 包拯情绪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赵祯脸上。换个皇帝，早拖出去砍了。可赵祯呢？他一边默默用袖子擦脸，一边还是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坚定地写下：“张尧佐不可任三司使。” 正是这种近乎纵容的宽仁，让宋仁宗一朝人才井喷。我们熟悉的“唐宋八大家”，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剩下那六个——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都活跃在仁宗朝。林语堂都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在政策上，赵祯也学聪明了。他吸取了范仲淹“与民争利”的教训，把“不扰民”定为国策。 他不再搞“一刀切”的猛药。比如，他悄悄推行了“青苗法”的雏形，允许老百姓在青黄不接时向官府借粮，帮大家度过饥荒。 再比如，四川试点的纸币“交子”要向全国推广。陕西的官员急功近利，强制废除铁钱，结果老百姓恐慌抛售，市场大乱。宰相文彦博怎么处理的？他没搞强压，而是自己拉着丝绸去长安，宣布：“我卖丝绸，只收铁钱。”一下就稳住了民心。 这种“小火慢炖”的务实风格，效果惊人。 赵祯在位期间，北宋的人口达到了1300万户，远超唐朝开元盛世的780万户。国库岁入是汉唐的四倍。更神奇的是，在这么庞大的财政收入下，国内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民变。 1063年2月14日那个夜晚。 当大臣们看着倒在病榻上、手里还攥着免税诏书的皇帝时，他们才真正看懂了这个“软弱”的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