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国军少将范纪曼，被执行死刑前夜，突然对看守说：“肚子痛，要上厕所”，但谁料，他竟用一块木板逃生了。 1949 年 4 月 11 日凌晨，上海威海卫路 147 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 国民党少将范纪曼被两名士兵押往刑场。刽子手端着上膛的步枪，手指扣在扳机上。这时，范纪曼开口：“长官，我要上厕所。” 没人在意这个请求，只当是犯人临刑前的慌乱。没人知道，这位潜伏敌营十余年的红色特工，要靠一块木板突围求生。 三天前，狱友周黎扬趁看守离开，偷偷塞给范纪曼一张画着红圈的纸条 —— 这是军统处决犯人的暗号。 范纪曼 1926 年入党，已潜伏 17 年。他早把生死看淡，却不甘心：淮海战役的情报刚送出，上海解放在即，自己怎能倒在黎明前？ 很快，看守送来四菜一汤加白酒的 “断头饭”，证实了他的猜测。范纪曼故意狼吞虎咽，还把菜汤泼在囚服上。 凌晨四点，他捂着肚子大叫：“长官！我吃坏肚子了！” 狱警怕他死在牢里，犹豫后打开了牢门。 范纪曼被押往看守所西北角的厕所。他早摸清情况：墙角有块被污水浸泡的结实木板，围墙高 3.2 米。 “快点，别磨蹭！” 狱警在门口催促。范纪曼进厕所后关上门，立刻把木板斜靠在墙上，呈 45 度角。 他助跑、起跳、抓墙沿，动作一气呵成，却因体力不支滑下来，膝盖磕得生疼。这时，巡逻卫兵的脚步声传来。 范纪曼蜷缩在阴影里屏住呼吸，等卫兵走远，再次发力，终于把半个身子探到墙外。他深吸一口气，纵身跳进墙外的梧桐树林，消失在晨雾中。 前后仅 3 分钟。等狱警察觉不对，厕所已空无一人。 这不是范纪曼第一次越狱，他已有三次脱险经历： 1930 年在北平被捕，靠流利德语伪装成德国使馆翻译脱逃； 1934 年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用日语谎称是《朝日新闻》记者，被恭敬地送出监狱； 1944 年被汪伪 76 号逮捕，装疯卖傻抢过钥匙逃生。 范纪曼后来在回忆录里写：“情报工作的精髓，是让敌人把钥匙亲手递到你手中。” 他精通英、德、日、俄四国语言，官至军统北平站站长（毛人凤曾是他的下属），却始终把情报送往延安。 1932 年，为营救被捕的天津市委书记曹策，范纪曼找黄埔同学、蓝衣社成员陈恭澍做交易：帮译美国使馆密报，换曹策自由。 拿到密报后，他发现里面是蒋介石与日本秘密媾和的内容，立刻抄录一份送给党组织。这份情报，让我党提前揭露了 “何梅协定” 的卖国本质。 后来，他以《自由日报》记者为掩护，在北平建起横跨华北的情报网。1935 年，他通过分析梅津美治郎的行程，准确预判 “华北自治运动” 的阴谋，为红军长征提供关键支持。 期间，他还参与领导 “一二・九” 运动，担任学生请愿纠察总指挥，搏斗时受重伤。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他后，送他一支钢笔作纪念。 1949 年上海解放后，范纪曼回到组织怀抱。1955 年，他因 “潘杨事件” 被定为 “反革命”，关进秦城监狱，一住就是 20 年。 监狱里没有书和笔，他用筷子在囚服上刻《资本论》内容，用指甲在墙上刻理论要点和正弦函数曲线，怕脑子 “生锈”。 1975 年出狱时，69 岁的他满头白发，却腰板挺直：“只要党需要，我随时可以工作。” 他等了 9 年。1984 年，中央组织部终于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 1926 年算起。范纪曼老泪纵横：“我终于回家了。” 出狱后，他把珍藏的 4000 册外文书籍、1000 张原版唱片，全都捐给上海戏剧学院：“让这些知识为国家培养人才。” 1990 年，范纪曼在上海病逝，享年 84 岁。 这位被称作《风筝》原型的红色特工，用一生诠释信仰的力量。从潜伏敌营到蒙冤坚守，从惊险送情报到捐出藏书，他的每一步都踩着信仰的印记。 范纪曼的名字，早已刻进那段峥嵘岁月，永远不会被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