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欧盟新闻发言人：“您提到俄罗斯应承担乌克兰重建费用，您是否认为以色列也应承担加沙地带的重建费用？因为他们几乎摧毁了整个加沙地带及其民用基础设施。” 欧盟新闻发言人说:“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现阶段我对此不予置评。” 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坚决援引《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要求俄罗斯承担“侵略行为的全部后果”。但面对加沙局势，同样的法律原则却突然失效。 欧盟对外行动署内部法律顾问私下承认，若严格适用国际法，以色列对加沙的破坏确实构成赔偿义务，但“政治考量压倒法律一致性”。 更明显的对比体现在战争罪调查上。欧盟全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俄罗斯，却对国际法院审理南非起诉以色列案保持沉默。这种选择性司法，削弱了欧盟自诩的“规则基于秩序”的公信力。 乌克兰是欧盟门户，关乎直接安全利益。据德国经济研究所估算，乌克兰重建需7500亿欧元，其中欧盟承担大部分。让俄罗斯买单能减轻财政压力，更可削弱长期对手。 加沙则不同。欧盟与以色列年贸易额达460亿欧元，是以色列最大贸易伙伴。制裁以色列将损害自身经济，更会触怒美国。这种利益权衡，使欧盟宁愿牺牲原则也要维护实惠。 欧盟27个成员国在巴以问题上立场分裂。匈牙利、捷克坚决亲以，西班牙、爱尔兰则同情巴勒斯坦。这种内部分歧使得共同外交政策难以形成，发言人只能选择最保险的“不予置评”。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极右翼政党席位增加，这些政党普遍亲以。政治格局的变化，进一步限制了欧盟在巴以问题上的回旋空间。 欧洲对犹太人的历史负罪感，使其难以公正对待巴以问题。德国总理曾坦言：“由于历史原因，德国对以色列的安全负有特殊责任。”这种道德包袱，扭曲了正常的外交判断。 同时，欧洲又面临伊斯兰恐惧症指控。法国、比利时等国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任何亲以立场都可能引发国内骚乱。这种两难处境，使欧盟选择逃避问题。 俄乌冲突后，欧盟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东地中海天然气田成为替代选择，而以色列是该项目关键伙伴。得罪以色列可能危及能源安全，这种现实利益压倒人道关切。 相比之下，俄罗斯是能源竞争对手，要求其赔偿不会有额外损失。这种精于算计的实用主义，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冷酷本质。 欧盟为乌克兰难民提供临时保护指令，但加沙难民甚至无法获得签证便利。这种差别待遇，反映的是文明优越感和种族偏见。意大利内政部文件直言不讳：“乌克兰难民是欧洲同胞，加沙难民则是文化异类。” 这种双重标准正在反噬欧盟。突尼斯、埃及等国已拒绝配合欧盟的移民管控，报复其偏袒以色列的立场。 欧洲民众对这两场冲突的看法严重对立。东欧国家普遍支持乌克兰，西欧国家则更关注巴以问题。这种民意分裂，使欧盟难以形成统一立场。 社交媒体放大了这种对立。 TikTok上亲巴勒斯坦内容获得数十亿次观看，而官方叙事越来越难被年轻一代接受。这种代际差异，加剧了欧盟的决策困境。 中国在联合国提出和平倡议，对俄乌和巴以采取一致原则：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连贯性，反衬出欧盟的矛盾立场。虽然欧盟官员私下批评中国“投机”，但不可否认其外交策略更具一致性。 俄罗斯则趁机宣传“西方虚伪论”，在全球南方国家中赢得不少共鸣。欧盟的双重标准，正在损害其软实力。 一些欧洲学者建议设立“冲突重建基金”，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按比例出资，避免选择性追责。但这种理想主义方案，难以在现实政治中落地。 更可行的是利用“普遍管辖权”。西班牙法院已尝试审理加沙战争罪案件，虽然最终被政府叫停，但开辟了新的追责路径。 欧盟企业积极参与乌克兰重建，但多数避开加沙。西门子、大众等公司在以色列有重要业务，不敢冒险得罪当局。这种商业决策，进一步强化了双重标准。 只有少数勇敢者如爱尔兰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公开批评以色列政策。但这种声音在欧盟企业界属于少数。 欧洲媒体对两场冲突的报道存在明显偏差。乌克兰报道强调平民伤亡和城市破坏，加沙报道则侧重“复杂冲突”和“历史恩怨”。这种叙事框架差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公众认知。 半岛电视台欧洲分部的研究显示，欧盟主流媒体使用“入侵”一词描述俄乌冲突的概率，是描述加沙冲突的37倍。这种语言偏见，暴露了深层的意识形态立场。 欧盟发言人的“不予置评”，实际说明了一切。在国际政治的角力场上，原则常常向利益低头，正义往往为实用让路。从乌克兰到加沙，欧盟的选择性正义不仅暴露其外交政策的矛盾，更折射出国际秩序中根深蒂固的双重标准。 当道德旗帜因现实考量而褪色，当法律原则因利益需要而弯曲，欧洲引以为傲的价值外交正在失去最后的遮羞布。真正的国际领导力，不在于选择性地应用规则，而在于始终如一地坚持原则——无论这些原则是否符合当下的利益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