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高志凯在辩论赛中的一句话：“我祖先修长城的时候，你祖先可能还在被链子锁着当奴隶”这几天一直在刷屏这话一出来，网友炸了，有人说“怼到肺管子”，有人说“历史的巴掌扇得响”。 高志凯这话确实戳中了要害，每一个字都能在历史里找到对应的印记，根本不是空口吹牛的大话。咱先把修长城的家底摆出来，这事儿得从根上掰扯清楚。 早在西周时期，长城就已经有了雏形，那会儿诸侯国为了防着邻居和北方游牧部落，断断续续筑起土墙，只是那会儿的规模还没法和后来比。 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才把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连起来，这才有了万里长城的架子，光是动用的民力就没法精确计数，仅蒙恬率领的修城军队就有三十万之众，更别提从各地征调的民夫了。 真正把长城修出气势、修出实际价值的是汉朝，汉武帝时期的操作最有代表性，元朔二年卫青收复河南地后，朝廷立刻“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紧接着又花了二十年时间，把长城从甘肃永登一路修到了新疆罗布泊，这段工程有多难？ 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戈壁滩上，没有足够的山石，就用沙土夯筑，缺水就先在有水的地方做好土坯再运过去，夹杂着芦苇枝和红柳枝条加固，光是想想都知道耗费的人力有多惊人。 但这钱花得值，长城修起来后，汉朝在“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的防线上布下戍卒，匈奴再想南下抢劫就得先闯过这道关，后来卫青、霍去病能长驱直入漠北，把匈奴打得“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长城的后勤保障和防御支撑功不可没。 匈奴人丢了祁连山和焉支山，只能哀叹“使我六畜不蕃息”“使我妇女无颜色”，这背后正是长城筑起的文明屏障。 更关键的是，长城从来不是一道孤立的墙，而是整个文明的保护网。西汉在长城沿线搞军屯，“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一边守边一边种地，既解决了军粮问题，又把农业文明的种子撒到了边疆。 关市也跟着建起来，中原的丝绸、粮食换匈奴的牛马、皮毛，有个商人借着这生意“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生意做得比现在的跨国公司还红火。 丝绸之路能畅通无阻，靠的也是长城沿线的烽燧亭障，“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商旅走在沙漠里看到烽火台，就知道到了安全地带。 正是这种安稳环境，才让四大发明有了生长的土壤——要是天天被游牧部落烧杀抢掠，老百姓连种地都不安心，哪有心思琢磨造纸术、印刷术？ 再回头看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反差就更明显了，当汉武帝派霍去病带着大军在长城外打击匈奴时，地中海那边的古罗马正处在奴隶制的巅峰期。 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建立帝制后，意大利本土的奴隶占比高达35%，这些奴隶大多是战争俘虏，要么在矿山里累死累活，要么在庄园里被主人随意打骂。 那会儿的罗马根本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文明工程，能拿得出手的建筑大多是靠奴隶堆出来的，而且奴隶的命比牲口还贱，主人杀了奴隶都不用担责。 更有意思的是，罗马的奴隶来源全靠打仗抢，一旦征服战争停了，奴隶就不够用了，跟汉朝靠组织民力修建长城、发展生产的模式比起来，简直是两个次元的存在。 到了明朝，长城的作用更突出了。朝廷不仅加固城墙，还在沿线设了九边重镇，大同因为地处长城关隘，成了“繁华富庶不下江南”的商业重镇，商贾云集，比现在的网红城市还热闹。 北方民族要想和中原做生意，也得通过长城的马市，“胡汉之人胥仰藉焉”，谁也离不开这处交易枢纽。 而此时的欧洲，虽然奴隶制名义上没了，但农奴制本质上还是换汤不换药，农奴被绑在土地上，跟古罗马的奴隶差不了多少，哪有机会参与这种大规模的文明共建？ 俄蒙考古队曾在蒙古国挖到过西汉的要塞遗址，夯土墙体里还留着士兵的遗骸，这些遗迹就是长城守护文明的铁证。 从西周算起到明朝，长城修了两千多年，动用的人力累计起来能填满好几个大城市，耗费的物资更是没法估算，但换来的是华夏文明的延续，别的古文明要么中断要么消失，只有中华文明能一脉相承，长城这道屏障功不可没。 反观那些同期还在实行奴隶制的地方，文明传承全靠运气，根本没有这种主动守护的能力，所以高志凯这话真不是夸张，只是把历史的反差直白地说出来了，毕竟当咱的祖先在规划长城烽火台、搞军屯发展生产的时候，有些地方的祖先确实还在链子底下挣扎，这就是实打实的历史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