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特务头子毛森抓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审讯时，毛森用刀划开她的衣服，轻蔑问道：“招还是不招？”说着就把烟头烫在她的锁骨上！ 上海的夜色格外沉。街头的电灯摇晃，黄包车稀稀拉拉。法租界的公馆里，电话还在响，急促而短。 这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大都市。也是毛森最后的据点。 那时候，他的名字在上海地下党口中几乎是恐惧的代名词——“毛阎王”。保密局上海站的负责人，戴笠的旧部，毛人凤的心腹。杀人不眨眼，行事狠辣，手下设有十多个秘密据点。 可到了1949年春天，他也开始失眠。 因为他知道，天要变了。 毛森1908年生在湖南长沙。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年轻时进过省立工业学校，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特训班。那时候，正是国民党军统扩张最快的年代。 他在校期间就以“冷静狠决”著称。戴笠看中了他，把他调入军统局，专管调查与行动。那是1930年代初，国民党特务系统正在形成。他跟着戴笠一路南征北战，干的是情报、清剿、刺杀。 抗日战争爆发后，军统名义上是抗敌，实际上也盯着共产党。情报、监视、暗杀、逼供——手段繁多。毛森在江西、湖南、贵州一带活动，积累了十足的“经验”。 到1940年代，戴笠死于空难，军统由毛人凤接手。毛森顺势攀上新主，进入国防部保密局，成为毛人凤手下最信任的地方骨干。 从此，他不再只是一个执行者，而是 “管理恐惧”的人。 抗战胜利后，上海重新开放，国民党设立保密局上海站。1946年，毛森被任命为站长。 这是国民党情报系统的神经中枢。 他在法租界、徐汇、虹口一带设立了多个据点，表面是印刷厂、贸易公司，地下是囚禁、审讯、情报汇总的场所。每个行动组都直接听命于他。 那几年，保密局与中共地下党斗得最凶。城市暗战，刺探、抓捕、反间、突袭，几乎天天发生。 毛森的策略很简单——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凡是被怀疑有共党关系的，全部秘密羁押；凡是被认定“情报来源不清”的，一律严刑审讯。档案中写着冷冰冰的几句话：“审讯方法多样”“结果多数死亡”。 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许多民主人士、学生运动者也被误抓甚至牺牲。 可毛森在保密局系统里却被视作“干将”。他动作快，效率高，上级满意。毛人凤几次电令嘉奖，说他“守沪有功”。 但越是残酷的手段，越说明局势越危险。 1948年底，解放军势如破竹。东北全境失守，华北告急。毛森在上海接连收到电报：准备撤退、销毁档案。 他开始惶乱。 保密局的电台昼夜工作，发报的密语一条接一条。局里的人开始分化：有人偷运家属离开，有人暗中与地下党接触。 毛森不信。他仍下令清查可疑分子，要求“忠诚到最后一刻”。但他自己也在谋退路。 1949年4月，南京失守。蒋介石飞往广州。上海成了孤岛。 这时，毛森的部下已开始溃散。有人销毁档案，有人携款潜逃。地下党对他的行踪早已掌握。上海情报战最后的暗潮，正在他脚下涌动。 5月上旬，他试图乘军机逃往台湾，航班被取消。5月20日，上海外围炮声已逼近，他下令封锁机密处所，焚毁所有特务名单。火光烧到凌晨，浓烟笼住法租界的天。 他站在窗边，看着火。手里拿着手枪，却迟迟没开口。 那一夜，是保密局的最后黑夜。 6月初，他被押解回南京，接受审讯。 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发现，他仍试图掩饰身份。直到保密局内部被捕特务出面对质，他才承认自己身份。 审讯期间，他供述了保密局在上海的活动结构——情报组、行动组、警卫组、审讯组；下设暗号通信处、秘密监狱、特派员办公室等。调查人员从他手中得到数十份机密文档，为后续清理国民党潜伏势力提供了依据。 同年10月，南京军事法庭开庭审判。罪名是“迫害革命群众，制造冤狱，杀害无辜”。案卷厚达数百页。多名幸存者作证，揭露保密局的暴行。 10月31日，判决执行——毛森被枪决，终年41岁。 这条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通稿上。报道很短，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