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钱学森在研发东风2号导弹时，发现射程不够，几乎所有人都建议要多加助燃剂。不料，一个小伙子站起来说：“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而且要减少600kg助燃剂才行。”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可钱老却立刻陷入沉思。 在酒泉的地下会议室，几十名科研人员围坐在图纸前。 桌上摆着厚厚一摞试验数据——推力不足，射程不达标。导弹飞不远，这意味着整个东风2号计划可能被迫推迟。 几乎所有人都指向一个结论：加助燃剂。 “再多加一点燃料，推力就能上去。”这在火箭动力学里，是最直觉的判断。 可就在众人都准备签字时，一个年轻人突然站了起来。 他语气平稳，却让全场安静下来—— “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而且要减掉六百公斤。” 会场一时寂静。有人以为他听错了，有人盯着他看。 只有坐在前排的钱学森，微微抬头，目光变得凝重。 这场看似简单的技术争论，成了中国导弹史上最惊险的一次逆转。 1950年代末，中国的导弹事业几乎是从零开始。苏联撤走专家后，留下的只有几份模糊的蓝图和一堆零散的参数。钱学森带领几百名年轻人，从发动机、制导到燃烧配比，一项项摸索。 1962年，东风2号进入实质研发。那时，中国的目标很明确——要造出一枚射程上千公里、能自主发射的导弹。 可现实远比理想骨感。第一次试射，导弹在半空中偏离轨道，坠落在戈壁滩。第二次，点火失败。第三次，勉强飞起来，却只飞了几百公里。 问题在哪？ 数据摆在那里——推力不足。按设计，这枚导弹应能飞到目标区，可燃烧结束时，速度始终差一点。工程师们分析原因：也许是助燃剂比例不够，也许是推进系统燃尽太快。 于是会议被一场又一场地召开。专家们不断计算、对比、模拟。结论几乎一致：加助燃剂，让燃烧更充分。 钱学森也没有立即否决。他清楚，在那个阶段，中国的液体推进剂研究还远不成熟，很多参数只是估算。加燃料，确实可能带来推力提升。 可问题在于——“可能”只是理想。导弹不是试管实验，重量、气化、燃烧速率、结构强度都可能被改变。 那一年的夏天，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枚导弹为什么总“差那么一点”的答案。 会议在六月初召开。地点是戈壁边的一处地面实验室。几十位工程师坐成两排，墙上挂着推进剂流量曲线和压力表。 钱学森主持。每个人轮流汇报，焦点只有一个：射程不够怎么办。 多数人主张增加助燃剂，哪怕只加百分之一，也可能多飞几十公里。 技术组有人提出，温度偏高导致推进剂气化流失，加多一点可以弥补损耗。所有数据似乎都支持“多加”。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工程师站起来。 他叫王永志，三十岁出头，刚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不久，是推进系统的技术负责人之一。 他说出那句让人心惊的话：“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还要减掉六百公斤。” 会议室的空气顿时紧绷。 他的理由很简单：导弹不是火箭车，多加燃料就能跑更远。重量增加后，结构负担加大，阻力上升，推力反而下降。尤其是液体助燃剂——太多会造成燃烧不完全，喷口效率降低。 更关键的是，他发现发动机燃烧过程中的“混合比”并不理想。过量的助燃剂使燃烧温度下降，推力浪费在无效气体上。按他的计算，真正该做的不是加，而是减。减重、提高燃烧比，反而能提升射程。 这个结论，几乎挑战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 在当时的科研体系中，年轻人很少公开否定集体方案，更何况面对的是钱学森亲自主持的会议。 会场一度安静。几位老专家皱着眉，翻着数据。没人再说话。 钱学森没有打断，也没有表态。他低头，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了几个公式。然后抬头，看着王永志的报告。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会后，钱学森让推进组重新计算燃烧效率曲线。 一连几天，实验台的火焰一次次点燃，温度传感器在风中闪烁。科研人员测算每一秒的压力变化， 把燃烧室内的流速、温差、气化率全部记录下来。 结果出人意料——在原方案中，燃烧确实不够充分。 当助燃剂过量时，部分燃料在喷口未完全燃尽，推力被“浪费”掉。 王永志的推算是对的：减少600公斤助燃剂，混合比更接近理想状态，推力反而提升了3%。 这一发现让钱学森彻底改观。他立即批准在下次试射中采用“减助燃剂方案”，并重新校准喷口参数。 6月下旬，戈壁滩。 东风2号试验箭竖立在发射架上，银灰色的弹体在烈日下闪光。地面气温超过三十度，液氧在加注过程中不断冒白雾。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发成败至关重要。 “5、4、3、2、1。” 轰鸣声撕裂空气，火焰拖着长长的尾迹，导弹离开发射架，直冲云霄。 这一次，它没有偏离轨道，也没有提前熄火。 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一路向前，穿过千里戈壁。 几分钟后，目标区传回信号——命中。 射程，突破1000公里。 那一刻，所有人都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