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被问：难道不是中国阻挠印度进入五常？马凯硕回答：其实，现在联合国进行改革，最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印度不应该总选择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这两个国家刚刚建立之初，他们的关系曾经很好。 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于1945年，其常任理事国格局源于二战结束时的权力分配，主要由美、苏、英、法、中主导。那时全球经济重心在欧美，发展中国家声音微弱。经过80年变迁，世界经济版图重绘，中国已成为最大贸易国，印度经济规模位居第五。安理会改革呼声高涨，焦点在于扩大常任席位和否决权使用。 马凯硕作为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早年见证多轮磋商。他指出，改革不是零和游戏，而是适应新兴力量的必然。中国外交部多次表态，支持联合国机构优化，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获更多代表性。这不是空谈，而是基于全球南方崛起的事实。当前，单边主义抬头，安理会若不调整，将难应对气候危机和贸易摩擦。印度寻求入常，本是合理诉求，但过程复杂，涉及大国博弈。中国从未单方面阻挠，而是主张集体推进，避免小集团化操作。这体现了大国责任感，也反映出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承诺。 中印两国在改革议题上的分歧，根源在于路径选择。中国推动的改革路径，优先保障发展中国家整体权益，而不是让个别国家“插队”。印度常与美日澳等结盟，突出自身大国地位，却少谈如何惠及非洲和拉美国家。马凯硕分析，这种策略短期获支持，长期难获共识。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席位，中国积极响应，推动G77集团发声。印度经济增速快，人口红利明显，但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短板制约其全球影响力。 若一味对立中国，在供应链上难脱依赖。数据显示，中国占全球制造业30%以上，印度仅3%。两国在气候谈判中，本可联手争取资金和技术援助，却因边境摩擦而疏离。马凯硕建议，印度应审视自身定位，避免情绪化决策。地缘政治讲究冷静计算，印度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能融入东亚链条，实现互利。这不是让步，而是战略智慧。 回溯历史，中印建交之初，关系如邻邦般融洽。1950年印度率先承认新中国，开启外交大门。1954年尼赫鲁访华，周恩来陪同周游，双方签署联合声明，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些原则成为亚非国家独立运动的灯塔，推动万隆会议形成不结盟运动。 中印当时经济互补，印度出口原材料，中国提供工业品。两国在联合国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席位，共同抵制殖民遗毒。那段蜜月期，领导人互访频繁，文化交流活跃。尼赫鲁在北京故宫驻足，赞叹中国古迹；中国专家赴印援助水利工程。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边境争端爆发，关系降温。马凯硕感慨，早年基础牢靠，后期分歧多因外部干涉和国内压力所致。印度视中国为竞争者，中国则盼印度稳定发展。事实证明，和平共处原则经受考验，仍是两国交往基石。 当前中印关系虽有波折，但边境协议签署标志转机。2024年10月，两国外长会晤，同意撤军并恢复巡逻，避免误判。马凯硕视此为重大突破，强调亚洲崛起需中印合力。印度外交转向“印太”战略，与美结盟，但未成正式盟友。两国在金砖机制中合作密切，2023年峰会扩员，吸纳沙特和埃及，凸显南方国家话语权。 联合国改革中，中国支持印度入常前提是共识形成，避免否决权滥用。英国经济下滑，已跌出前五，马凯硕直言，其常任席位应让给印度，否决权是为今日强国准备。印度若调整心态，在全球发展倡议上与中国对接，就能加速进程。数据显示，中印贸易额超1300亿美元，潜力巨大。两国青年交流增多，留学生互派上万，民间纽带渐紧。这提醒决策者，战略对立非上策，务实合作方为长久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