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没回家，孩子没见过一面，名字都改了，一封家书都没写，他主动从生活里“消失”，只为了那一句：“我愿以身许国。” 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会让王淦昌整整错过了三个诺贝尔奖。 1978年，北京，王淦昌回来了。头发白了一大片，眼神却依旧犀利。 可身边最亲的家人，却站在门口愣了半天，没人敢叫一声“爸”，也没人喊得出“老王”。 他们只知道，这个穿着旧呢子大衣、手里提着公文包的男人，17年前“被调走”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连封信都没有，连张照片都没留。可问题来了，他去哪了？ 没人知道。邻居说他是出国了，孩子以为他是病了，老伴甚至一度以为他牺牲了。 直到国家解密，他才从“王京”变回“王淦昌”。 是的，王淦昌改了名字。1961年，当国家启动核武器工程，向他发出邀请时，他没有任何犹豫，二话不说在纸上写下两个字：“王京”。 从此，那个在国际舞台被誉为“东方科学家”的王淦昌，彻底从公众视野里消失。 他亲手关上了自己的荣誉之门，转身走进了荒漠和机密。 那时候，他刚在苏联带队做出重大突破，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踪迹。 这在国际物理界是大事件，有专家当场预言：“这个研究组的成果，诺贝尔奖跑不了。” 但王淦昌没等颁奖，也没等喝庆功的香槟，直接登上了回国的火车。 连苏联同事都懵了：“你疯了？”他只是说：“祖国需要我。”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放弃诺奖了。 早在1932年，中子刚被提出时，他在德国读博士，已经提前一年就提出过相关实验设想。 但导师没采纳，结果查德威克用了类似的方法，拿走了奖。 1941年，他又提出了验证中微子的革命性方法。 这个想法太超前，论文一登上《物理评论》，立刻引爆学界。 可国内条件不允许试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几十年后，别人拿着他的思路做出了成果，领奖去了。 两次擦肩而过，他没说一句遗憾。 第三次机会来了，他却亲手把它掐断。因为那一年，他要为中国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搞核武器，是不可能有荣誉的。”这句话，他一开始就明白。 所以从1961年到1978年，他消失了整整17年。 没有科研论文，没有公开演讲，没有荣誉勋章。 他在青海，在新疆，在罗布泊。 夏天热得人晕厥，冬天冷得鼻血直流。 他是基地里年纪最大的人，却每天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 别人吃饭，他在做试验；别人休息，他还在记录爆炸数据。 原子弹起爆装置的爆轰试验，他带头做了上千次。 炸药、火药、导线、引爆器，没有一项他不亲自过手。 有人劝他：“您是院士，别亲自上了，危险。” 他只笑了笑：“危险是一定的，但谁来顶？我来吧。”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王淦昌从掩体里冲出来，激动得像个孩子，挥着手喊：“成功啦！我们成功啦！” 可他没告诉家人。 那天晚上，别人都在庆祝，他一个人回到帐篷，翻开那本发黄的日记，写下了一句话：“今天，是中国真正站起来的一天。” 两年后，氢弹爆炸成功，他又在现场。 这一次，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站在远处，望着天边烟云散去，默默点了一根烟。 直到1978年，他才被允许离开核基地，回到北京，恢复原名。 可回到家，家已经变了。孩子已经长大，不再记得小时候那个“天天出差”的爸爸。 老伴早已习惯一个人过日子，连王淦昌最喜欢喝的茶，都不知道该泡浓还是泡淡。 他没抱怨一句。 他只是坐在老书桌前，重新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继续研究激光约束聚变。 那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1986年，他又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向中央建议启动“863计划”，推动中国高技术发展。 他不是为奖而来，也不是为奖而走。 1998年，王淦昌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嘱咐家人：“别办追悼会，简单点就行。” 一年后，国家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他的墓碑上刻着六个字：“王淦昌，国家科学家。” 没有“核物理奠基人”，没有“诺奖候选人”，没有“世界级科学家”。 就六个字，刚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