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一个解放军少尉副连长脱下军装，按18级干部标准转业到福建地方。

1956年8月，一个解放军少尉副连长脱下军装，按18级干部标准转业到福建地方。 李文祥出生在1925年，河南范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十四岁那年，他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那些战士们目光坚毅，口号响亮，像一道光，照亮了他的心。他跟上去，想参军，可被告知年纪太小。于是，他在田埂上用木棍当枪，对着桩子练刺杀，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穿上那身军装，去打鬼子。 1947年，机会终于来了。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华野第十纵队，成了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在济南战役里，他所在的部队攻城受阻，他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焦急如焚。他不是党员，但当指挥员喊“共产党员站出来”时，他毫不犹豫地冲到了第一个。事后，他荣立二等功，被评为战斗模范。 在淮海战役的徐州太平庄，他身为副班长，带领战士们在没有任何增援的情况下，顶着枪林弹雨，硬是阻击了敌人四天四夜。在陈官庄，他再次手持炸药包，炸掉了一个敌军碉堡，为大部队开辟了道路，荣立一等功，他所在的班荣立特等功。在解放上海的刘行镇，他整整打坏了两支枪，用血肉之躯为战友们开路，再立战功。他的参军史，就是一部战斗史，大大小小的战斗打了数十次，从山东打到福建，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步晋升到少尉副连长。 他不是没有机会走“捷径”。1955年，部队想提拔他当指导员，他却写了申请，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让组织安排别人，他只要求降级，当个副连长就行。 1956年，他脱下军装，按18级干部标准转业到福建省建设厅。那一年，他才32岁，正值壮年。他有了稳定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娶了一位漂亮的闽南姑娘陈宝珍，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他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常常想起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那里的父老乡亲，还在为吃不饱饭而发愁。 1962年，国家号召精简干部，下乡支援农村。很多人都犹豫了。可李文祥，是第一个站出来按下红手印的人。他对领导说：“俺家乡很穷，乡亲们吃不上饭，俺得回去。” 他做这个决定，心里最对不起的，是他的妻子。陈宝珍是闽南人，吃大米长大的，从来没见过北方的盐碱地。他忐忑不安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妻子，本以为会遭到反对，没想到，陈宝珍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嫁给你了，这辈子就跟着你，去哪都行。” 兄弟们，这话，比任何豪言壮语都动人。 回到老家，他把所有的勋章和证书都包起来，告诉妻子：“从今天起，俺就是一个农民，再也不许给国家添麻烦。” 那一年，他放弃了每月66元的高薪，带着妻子回到了范县白衣阁乡。那里的土地，是黄河故道，一到旱季就开裂，一到雨季就返碱，庄稼根本长不好。村里人年年挨饿，年轻人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愿意再在这片土地上耗命。 可李文祥不信这个邪。他白天在田里摸索，晚上点着煤油灯，研究施肥技术。他带着村干部一起，在田里挖渠道，引黄河水，改变盐碱地。村民们都觉得他疯了，范县没水，种啥水稻？可他坚持，他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扛着铁锹，带头干最苦最脏的活。第二年，稻子真长出来了，还颗粒饱满。几年后，范县的大米成了周边闻名的“细粮”。 他不仅带领大家脱贫，还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了无数困难群众，可自己家却一直很穷。 他们一家六口挤在不到30平米的房子里，最贵的电器，还是一台老电视。村里人相继盖起了新房，他却一拖再拖。直到1983年，全村人都住进了新房，他才动工盖了三间属于自己的砖瓦房，成了村里最后一个盖房的人。 李文祥的贫困，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煎熬。他老来得女，女儿李金英很懂事，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15岁就辍学去外地打工。她在咸菜作坊工作，双手被卤水腐蚀得布满口子，钻心的疼，她哭着跑回家。母亲心疼得不行，哭着求他：“恢复公职吧，咱们家的困难肯定能解决。”可他只是坐在门槛上，默默地抽烟。那天夜里，他一个人偷偷拿出那个装满勋章的布包，在黑暗中打开，又默默地放回了木箱。他知道，只要把这个包袱拿出来，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可他不能，他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村民们不懂他，看到他连女儿读书都供不起，私下里说“当了半辈子兵，最后不还是回乡种田，当兵有什么用？” 他们甚至拿他当反面教材，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当兵。可他从不生气，一笑了之。他知道，如果他愿意，他可以随时回去过上优渥的生活，可他选择留下来。他把个人得失看得比鸿毛还轻，却把家国情怀看得比泰山还重。 2011年，当省委书记揭开他隐瞒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他反而感到不安。他觉得给组织添了麻烦，甚至后悔给卢书记看了那些勋章。他说他本来想把这些东西随他一起下葬，“这样就将革命进行到底了！” 2017年2月，92岁的李文祥老人安静地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仿佛是一场接力。前半生，他在枪林弹雨中冲锋，为人民打下了江山；后半生，他在黄土地里奋斗，为人民打下了贫困。他用最土的方式生活，却守着最真的信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