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灭掉准噶尔，屠尽男丁灭族，对当时的世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很多人误以为准噶尔是一个部落，实则不然，它其实是一个中亚地区的庞大帝国。他与清朝的恩怨素来已久，时至乾隆上位，他面对的就是这个与清朝缠斗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庞然大物。 2025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恒温库房里，一卷标注 “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军需奏销档” 的黄绫本静静陈列。 档案中 “调兵五万，分西、北两路，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乌里雅苏台” 的朱批，是乾隆帝启动平准战事的直接证据，而附件中 “每兵携三月口粮，火器营配威远炮五十尊” 的记载，则揭示了清军此次出征的周密准备 。 这组档案，成为解开乾隆平定准噶尔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钥匙。 从档案记载来看，清朝与准噶尔的矛盾并非始于乾隆。 《康熙朝起居注》中，清晰记录了 1688 年噶尔丹攻入喀尔喀蒙古后，康熙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场景：“噶尔丹势盛，若不早图，必为边患。” 随后清军在乌兰布统之战中虽击退准噶尔，但《清圣祖实录》明确提到 “准部主力未损，仍控丝绸之路北道”，这也为后续雍正朝的战事埋下伏笔。 雍正九年，清军与准噶尔在和通泊激战，《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中，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的奏报称 “我军阵亡七千余，准部亦受重创”，此战让清朝意识到，准噶尔凭借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与对西域地理的熟悉，绝非短期可平定。 乾隆帝即位后，对西北局势的关注体现在大量朱批奏折中。 1745 年准噶尔发生内乱，《乾隆朝实录》记载乾隆帝在养心殿召见陕甘总督庆复时强调：“准部内乱，乃天亡之机，然需待其势竭，不可轻举。” 这种谨慎态度，直到 1754 年阿睦尔撒纳归附后才发生转变。 档案中《阿睦尔撒纳降清呈文》原件显示，他不仅详细供述了准噶尔各部首领矛盾，还献上伊犁地形图，标注了 “达瓦齐驻军薄弱处”，这成为乾隆下定决心出兵的重要依据 。 1755 年正月，乾隆在《命将出征谕》中明确 “乘其内乱，一举荡平”，并在谕旨中划定两路大军的进军路线与后勤补给方案，与前文提及的军需奏销档内容完全吻合。 然而，战事的转折超出了预期。《乾隆朝平定准噶尔方略》中收录的清军将领班第奏报，记录了 1755 年秋阿睦尔撒纳叛乱的经过：“阿睦尔撒纳于伊犁擅称总台吉，撕毁御赐黄马褂，勾结沙俄，围困我军。” 班第在最后一份奏报中写道 “臣等力战不敌，惟以死报国”，随后战死，这份染有血迹的奏报原件，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为这段历史的沉痛见证。 消息传到北京后，《乾隆起居注》记载，乾隆帝 “御乾清宫，召诸臣议，怒掷玉如意于地”，随即下达《进剿阿睦尔撒纳谕》，调兵增援，并在谕旨中强调 “此次进兵，必尽歼顽梗，永绝边患”。 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清军采取 “分进合击” 策略，西路军从巴里坤出发，北路军从乌里雅苏台推进，档案中伊犁将军兆惠的奏报称 “我军于格登山夜袭准营，歼敌数千，达瓦齐遁走”。 而关于 “高过车轮者皆斩” 的命令，《乾隆朝实录》乾隆二十二年条目明确记载，此令针对的是 “反复叛乱之准部顽民”，但同时也收录了陕甘总督黄廷桂的奏疏，提及 “部分牧民惧诛，逃往哈萨克境”，反映出政策执行中的复杂情况。 战后，《伊犁将军府设立章程》档案显示，清政府在伊犁设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同时推行 “屯田政策”，从陕西、甘肃迁移农民垦荒，《户部屯田档》记载，至乾隆二十五年，西北屯田面积达 “二十余万亩，岁收粮三十万石”，有效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 从历史影响来看，《清朝文献通考》中 “平定准噶尔，拓地二万余里” 的记载，客观反映了此战对中国疆域奠定的意义。 但档案也揭示了代价：《军需奏销总册》显示，此次战事耗银 “逾三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朝两年的财政收入；而《理藩院则例》中关于 “准部旧俗禁止” 的条款，也为后来的民族关系埋下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整理的《准噶尔遗民档案》显示，部分幸存准噶尔人被编入 “厄鲁特营”，纳入清朝八旗体系，但其语言、文化逐渐被同化，这一过程在《伊犁将军府档案》的户籍记录中可清晰追溯。 如今，这些珍贵档案均妥善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部分已通过数字化手段向公众开放。 学者依托这些一手史料，不断深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既肯定乾隆平定准噶尔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功绩，也客观分析其政策中的局限性。 这些档案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成为当代人认识边疆历史、理解民族关系的重要依据，提醒着人们：历史的决策往往复杂多维，唯有依托真实史料，才能做出全面客观的评判。 主要信源：（凤凰网——乾隆收复新疆：消灭盘踞北疆消灭准噶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