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陈独秀在狱中得知“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平生滴酒不沾的他，托人从狱外买了酒、菜，为了国仇家恨，他要与表弟濮清泉一起痛饮几杯，以示庆贺。 那会儿的中国是什么光景？九一八之后，东北没了，日本人步步紧逼，华北都快保不住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可老蒋呢，一门心思“攘外必先安内”，调集几十万大军往西北开，要去“剿共”。 这在陈独秀这种老革命看来，简直是颠倒黑白。他虽然早就被开除了党籍，跟延安那边也有很深的矛盾，但他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枪口一致对外，团结所有力量抗日。 所以，当他听说蒋介石被“兵谏”，被逼着要抗日的时候，那份激动，是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看到希望而激动。这杯酒，有为国家命运可能迎来转机而干杯的畅快。这口酒，敬的是那些为了抗日奔走呼号、甚至流血牺牲的同胞，敬的是民族大义。 这杯“国仇”的酒，喝得痛快，喝得解气。但接下来那杯，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杯酒，是为了“家恨”。 这就要说到陈独秀一辈子最大的痛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 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看过《觉醒年代》的朋友，对这对兄弟应该不陌生。他们俩，真是人中龙凤，也是他们父亲一生最大的骄傲。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对父子，关系曾经非常复杂。陈独秀早年闹革命，东奔西走，根本顾不上家。俩儿子是在老家，几乎是守着个“革命家的牌位”长大的。后来到了上海，陈独秀对他们搞“兽性主义”教育，说白了就是穷养、苦养，让他们自食其力，睡地板、啃干饼，就是要磨练他们的意志。 高君曼，也就是陈独秀的第二任妻子，心疼孩子，偷偷塞点吃的，还被陈独秀说成是“妇人之仁”。你看，这爹当的，够“狠”吧？ 可这种“狠”，背后是深沉的爱。他希望儿子们能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而延年和乔年也确实没让他失望。兄弟俩去法国勤工俭学，一开始信的是无政府主义，陈独秀还专门写信去“理论”，想把他们拉回马克思主义的道儿上。 后来，经过斗争的洗礼，兄弟俩终于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选出了31个中央委员。你猜怎么着？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当选。这在百年党史上，是独一份的荣耀，空前绝后。 然而，天妒英才。也就在那一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6月，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被捕。敌人让他跪下，他宁死不屈，最后被乱刀残忍杀害，年仅29岁。 不到一年，1928年6月，接替哥哥工作的陈乔年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在上海龙华的刑场上，他对狱友们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然后从容就义，年仅26岁。 一年之内，连失二子，都是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革命栋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剜心之痛？而下令屠杀共产党人，制造这场人间惨剧的，正是蒋介石。 从1928年到1936年，将近十年，陈独秀几乎没在外人面前流露过这种痛苦。他把所有的悲伤都压在了心底最深处。 直到西安事变。 当他听说杀害自己儿子的元凶被扣押时，近十年的国仇家恨，在那一刻，全涌了上来。 他端起酒杯，第一杯，敬大革命以来牺牲的烈士。 然后，他斟了第二杯。这位老人再也绷不住了，他声音颤抖，老泪纵横，对着冰冷的地面，失声痛哭： “延年，乔年，我的儿！为父给你们酹此一杯！” 酒洒在地上，也洒在了一个父亲破碎的心上。在场的濮清泉回忆说，人们见过他大笑，见过他大怒，但从没见过他哭得如此伤心。 那一刻，他不是什么“总司令”，也不是什么“主义”的代表，他只是一个失去了优秀儿子的老父亲。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无论是去他晚年隐居的重庆江津石墙院，还是去他最终安息的安徽安庆独秀园，我们看到的，都不应该只是一个脸谱化的历史符号。 通过1936年冬天那杯特殊的酒，我们或许能更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那些为了信仰和亲情而活得如此真实、如此壮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