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在北大读书攻读物理期间，只是数学系一个旁听生，有次数学系出了一场超高难度的考试，平均分才20分，尖子生也不过60分，他考了100分，而且这还只是开胃小菜，真正震撼的是后面这件事，美国搞氢弹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而我们在设备落后、资料封锁、技术为零的条件下，只用了2年8个月。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那个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北京中关村的一间简陋办公室里，一支铅笔正安静地描绘着一项伟大事业的轮廓，灯光昏暗，雪花悄然飘落，屋内的人却毫无察觉，他弯着腰，眼神专注，手里的铅笔在纸上来回划动，偶尔停下来，用计算尺反复核对，这个人叫于敏，他在做的事情，后来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他从小并非幸运儿，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求学的路并不轻松，194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却差点因为交不起学费被迫放弃，好在一个中学同学的父亲资助了他，让他得以继续学业，或许正因为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比别人更加珍惜读书的每一分钟，图书馆开门时他已等在门外，闭馆时他才最后一个离开。 虽然是物理系学生，他却几乎天天跑去数学系听课，一次数学考试，他也参加了，题目极其困难，连许多数学系的尖子生也答不出来，然而他不仅全对，解法还格外简练，这一下，整个校园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那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国内几乎没有成熟的研究体系，他却在短时间内做出了突出成果，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有外国专家称他的理论弥补了当时核物理领域的空白。 就在科研成果逐渐累积之际，他被调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这一次，他不得不放下熟悉的工作，走进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这个新任务，就是中国的氢弹理论研究。 彼时中国在这一领域几乎一无所知，没有外国资料，也没有技术援助，整个研究团队如同在迷雾中摸索，连最基本的原理也需要自己重新推导，全国只有一台可以进行科学计算的机器，而且九成的时间已经被其他项目占用，他们每周只能在深夜使用十小时，那时候，没有大数据，没有模拟系统，更多时候，他们靠的是算盘、计算尺和大量的手工计算。 他常说，条件差不是借口，穷也要有办法，团队成员白天演算公式，晚上排队上机，为了节约时间，他总是提前准备好每一个步骤，确保每一秒都不浪费。 一次冬天，科研人员被派往华东某研究所进行攻关，那里的条件极其艰苦，办公室没有暖气，手冻得发麻也要继续写字，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条计算机纸带上数据的异常，他没有忽略，而是坚持重新演算，并带领团队彻夜分析，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一理论后来成为中国氢弹设计中极具特色的核心方案。 在那个没有荣誉、没有名分的年代，他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因为涉密，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职业，连妻子也不清楚他每天在做什么，有时候邻居闲言碎语，猜测他“政审有问题”或是“被单位边缘化”，他只能一笑置之。 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第一次被公开，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时间里，他为国家隐姓埋名，不曾向任何人解释。 在一次理论验证中，国外一份著名期刊发表了一项设计建议，认为在氢弹中加入某种物质有助于提高爆炸效率，如果采纳这一建议，中国必须投入数年时间和大量资源去验证，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没有盲从权威，而是靠着纸笔和逻辑推理，一遍又一遍地推演，最终，他否定了这项建议，避免了国家在错误方向上浪费宝贵时间，几年后，国外科学家重新实验，终于证实他当初的判断是对的。 他的坚持不仅体现在学术上，更体现在对工作的态度上，研究进入关键阶段时，他常常日夜不眠，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有一次，他在实验前夕晕倒在计算机旁，医生诊断为严重疲劳，可没过多久，他又拿着新的计算方案回到了岗位。 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试验当天，他并不在现场，而是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里等待消息，当听到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他走出办公室，独自站在院子里许久，那天，北京的天空格外晴朗，没有掌声，也没有镜头，只有他一个人的沉默与释怀。 此后的十几年里，他继续投身于其他核武器的研究工作，参与了多个关键技术的攻关，他始终认为，氢弹的成功不是哪一个人的胜利，而是整个科研团队无数个日夜积累的结果，他只是团队中普通的一员。 1994年，他获得一个重大奖项，奖金高达百万元，他没有犹豫，把全部奖金捐给了科研项目，他的家里没有豪宅，也没有名车，最显眼的是一幅字画：“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信息来源：人民网——于敏：用生命铸成“国之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