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美军最痛恨的就是午餐肉，这主要是因为午餐肉最开始是碎肉，后面不停的增加猪油和淀粉。到战争快结束时已经变成了边角肉、内脏、猪油、淀粉和大豆的混合物，虽然量大脂肪蛋白管够，但美军士兵可看不上。 午餐肉其实是个“英雄”。1937年，美国荷美尔食品公司推出了这款产品，初衷很简单：方便、便宜、保质期长。它的配方也挺实在，主要是猪肩肉和火腿，加上点盐、糖和亚硝酸钠，实打实的肉。珍珠港事件一响，美国被拖入战争，后勤成了天大的事。千军万马要吃饭，还得吃上有油水有热量的，这不，午餐肉罐头完美地解决了问题。 它不用冷藏，开盖即食，扔进野战背包里叮当作响，却能随时随地给一个正在挨饿的士兵补充700多大卡的热量。在战争初期，这玩意儿简直是“美国工业实力的象征”，一箱箱地从本土运往全球战场，塞满了仓库，也塞满了士兵的饭盒。那时候，大兵们管它叫“有功之臣的神秘之肉”。 可好景不长，随着战线越拉越长，从欧洲到太平洋，几百万张嘴天天等着吃饭，本土的猪肩肉再多也顶不住这么造啊。荷美尔公司接到的军方订单是个天文数字，生产压力山大。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配方上“动脑筋”了。 最开始，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碎肉。这还好理解，毕竟还是肉。但很快，为了撑起产量和维持口感的“肥美”，大量的猪油被加了进来。再往后，淀粉也成了主角，它能让肉糜更好地粘合在一起，还能增加分量。战争打到最激烈的那几年，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午餐肉的配方已经彻底“放飞自我”了。 一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在回忆录里写道，他撬开一罐1944年生产的午餐肉，闻到的是一股浓烈的猪油和说不清的腥味，用叉子一捅，根本感觉不到肉的纤维，更像是一坨粉色的、油腻的肉冻。这时的午餐肉，已经变成了各种猪的边角料、清理下来的内脏、大量的猪油、淀粉，甚至还有大豆粉的混合物。虽然热量和脂肪管够，但口感和味道，已经和“肉”这个字没多大关系了。 这一下，梁子可就结下了。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前线烂泥地里打了几个月的仗，每天唯一的念想可能就是吃顿好的。结果呢？早餐是煎午餐肉，午餐是午餐肉三明治，晚餐是炖菜里飘着的午餐肉块。一天三顿，顿顿都是这玩意儿，而且还是品质不断下滑的“特供版”。那种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绝望，比敌人的子弹还磨人。 于是，美军士兵们开始了花样百出的“反抗”，他们给午餐肉起了无数个外号。有的部队，士兵们干脆用午餐肉罐头来清理枪管里的油污，据说效果还挺好。还有的拿它当靶子练枪法，或者干脆当诱饵去钓鱼。在阿登森林反击战的间隙，甚至有士兵把它涂在履带上，希望能起点润滑作用。 在美国大兵们把午餐肉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他们的盟友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就说中国的抗日战场吧。根据史料记载，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1.5斤大米，还有肉罐头和蔬菜。听着不错吧？但整个抗战期间，绝大部分国军士兵，一天能吃上两顿饭，合计六两米，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所谓的副食，就是盐水煮青菜，能有点咸菜汤泡饭，那都是改善伙食。至于肉？绝大多数人可能整个抗战生涯都没见过肉罐头长啥样。 在万家岭战役那种关键的苦战里，后方伙夫冒着炮火送饭，一趟得爬一两天，送到前线的米饭早就馊了。可士兵们还是感恩戴德地吃下去，因为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这么一比，美军士兵那种对午餐肉的“痛恨”，是不是显得有点奢侈了？ 再看看苏联和英国。通过《租借法案》，大量的午餐肉被运到这两个国家。对于被德国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英国平民来说，午餐肉是难得的蛋白质来源，是“救命肉”。在苏联，士兵们亲切地把午餐肉称为“罗斯福的香肠”，它帮助无数红军战士扛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赫鲁晓夫后来都亲口承认：“没有午餐肉，我们可能无法养活我们的军队。” 同样一盒罐头，在美国大兵这里是“仇人”，在盟友那里却是“恩人”。这背后，其实是国力的巨大差距。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后勤体系，保证了它的士兵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能有源源不断的高热量食品供应。他们有“资格”去讨厌一种食物，而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说，有得吃，能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奢求。 说到底，二战美军和午餐肉的这段“恩怨情仇”，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是一个关于战争、后勤、人性与国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故事。那一方小小的铁皮罐头里，装的不仅仅是肉糜，更是一段油腻、咸涩，却又无比真实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