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兼地方与大军区一把手，向中央提出回军队，领导：还能干10年 “1970年1月的一天夜里，我还是想回到部队。”会议桌对面的冼恒汉语气低沉，却带着固执。 灯光下的文件堆得老高，空气里混着暖风机的焦糊味。几秒沉默后，来甘肃传达中央意见的同志抬头答了一句：“中央认为，你身体好、基础牢，再干十年没问题。” 将军没有继续争辩，只是点了点头。身后窗外的黄河冻得发亮，水声像闷响的鼓，敲在夜色里，也敲在他的心口。 冼恒汉的名字，从来没像叶剑英、许世友那样家喻户晓，却和西北高原缠在一起将近半个世纪。1936年秋，他跟随红一方面军北上，到达延安。那一年他26岁，风餐露宿的日子才刚开始。抗战爆发后，他在晋西北指挥过破袭战；解放战争，他又带部队护卫过陕甘宁。有人笑说他是“陕北的土疙瘩”，拔不走、带不跑。 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军区组建。1955年授衔那天，他被任命为军区政委，职务似乎掩着光：军区另设第一政委，对方常年忙地方工作，军中大小事务多落到冼恒汉头上。惯于在行军图上打叉圈的他，面对文山会海，先是皱眉，随后撸袖子一头闯进去。倔，是他最鲜明的标签。 1967年夏，中央一纸命令：部队支左，稳住地方。冼恒汉接到电话时，只回了两个字：“听令。”两周后，甘肃省革委会挂牌，他从“兰州军区政委”一跃兼任“省革委会主任、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外界称他“四个第一”。牌子多，担子沉，麻烦也从此扎堆。 和军中条令相比，地方事务复杂得像一团乱麻。最棘手的，当数兰州铁路局。铁路系统属铁道部，按理地方不能指手画脚，可那时派性蔓延，铁路运输常被冲击，影响军运补给。中央一句“由省委牵头稳住”，烫手山芋就落到冼恒汉手里。 第一回，他赶到铁路局，没坐办公室，而是直接上调度台。看见列车调度图停在一条红线上，他挥挥手：“线路先打通，其余事后论。”同去的工作人员悄声解释：“局里意见不统一，分两派。”冼恒汉冷笑一句：“到了轨道上，就得照信号走，哪来两派？”话虽硬，问题却没那么简单，几天后列车再次停摆。 就这样，铁路局问题反复搁浅。省委、铁路局、铁道部三方扯皮，谁也不愿背锅。外界责怪“军人治政粗糙”，内部又埋怨“地方给难题”。冼恒汉连夜翻文件，眉头几乎拧成一条线。一位老参谋递茶凑近：“首长，回军区不就清净了？”一句玩笑，却击中他心底的渴望。 1970年初，他向中央递交书面申请，理由写得不算华丽：自己长期在部队，熟悉军事，不擅长地方经济管理，如能回军队，更能发挥专长。申请送出不到一个月，批复下来了——口头答复那句“还能干十年”后来被人津津乐道。 拒绝来的干脆，他也就收拾心情接着扛，依旧每天七点前到省委，每周至少一次下铁路局。某次现场会上，他拍桌子提高嗓门：“再内耗，运煤不上去，全省停电，先问你们！”这句话传开后，铁路局短期内确实安静了，可等风头一过，麻烦仍旧卷土重来。 矛盾像磨石，把人的棱角渐渐磨圆。1975年以后，冼恒汉开始频繁住院，血压忽高忽低。医生劝他休养，他摆手：“西北戈壁比这更凶险。”可暗地里，他已第二次起草请示，希望卸去地方职务。 1977年春天，他被临时召到北京，理由是“汇报工作”。会议结束后，一张调令摆在桌上：离开甘肃，进京待分配。没有新职称，也没有明确岗位。几乎一夜之间，这位“四个第一”成了“离岗干部”。消息在甘肃传开，一些老职工唏嘘——“冼政委脾气硬，人还算公道。” 接下来的几年，他的名字淡出公文，淡出报纸，连老部下也难打听准确消息。有人说他在北京小院里练太极，也有人说他到西山看望老首长。实际上，生活并不轻松。医疗报销、家属安置、子女就业，件件都要自己跑。最艰难的1983年，他私下对朋友吐了句苦水：“想不到60岁以后跟窗口排队。” 然而讲到往事，他依旧带着几分洒脱。“功过兼有，人活一世，总得有人指指点点。”那晚他用陕北口音说，“褒贬由人。”自嘲也好，放下也罢，这句话后来成了他写在回忆录扉页的唯一题词。 晚年，他不喜应酬，却乐意偶尔去兰州军区的老同志座谈会。席间有人问：“冼老，若当年让你回军队，会怎样？”他只是摆摆手：“历史没有假设，干过的事，扔不掉。”说完夹起一筷羊肉，神情平静。 1989年冬，冼恒汉因病逝世，享年79岁。官方讣告用词谨慎：“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有关他的争议，却并未终点。有人肯定他在西北的稳定作用，有人批评铁路局整顿不力，还有人认为，如果当年批准他回军队，或许收场不同。观点互不相让，倒映的，是那个年代留给后人的复杂投影。 不可否认，冼恒汉身上的“军人一把手、地方一把手”双重标签，是特殊年代的制度产物，也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他挟大战场功勋走进政治漩涡，试图用军中利落的“斩钉截铁”去抚平地方千丝万缕，这其中的落差，使他在甘肃的十年成为一段无法复制的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