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白兔奶糖的创始人冼冠生，竭尽所能的支援抗日，然而1952年，他却在上海跳楼身亡。 很多人记忆里都少不了那颗大白兔奶糖。 小时候，它是柜台里最舍不得买的零嘴，逢年过节能吃上一颗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 后来，它的名字被写进了中美外交的故事里，成了宴会上送给外宾的礼物，一度被看作是“中国制造”的象征。 可在这份甜蜜的背后，却埋着一个极其凄凉的结局。 大白兔的幕后推手，冠生园的老板冼冠生，最终没能享受到自己品牌走红的荣光。 冼冠生，原名冼柄生，1887年出生在广东南海的一个普通农家。 家里条件拮据，交不起学费，他只在私塾里念了几个月书，就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家里打零工补贴生计。 十五岁那年，他跟随一位远房舅舅来到上海。 初到大城市，他被安排到厨房里当学徒，学习烹饪和糕点制作。在那个年代，学徒工几乎等同于“免费的劳动力”，既没有工钱，还得整天干些打杂、搬运、刷锅之类的脏活累活。许多人熬不住，干不满一年就跑了。 但冼冠生没有抱怨，反而格外勤快。 每天天还没亮，他就早早赶到厨房，做完分内的活儿后，还会主动帮师傅们跑腿端东西。 时间一久，厨师们都愿意多教他一些真正的手艺。 就这样，冼冠生一点点学会了糕点制作的门道。 成年后，他娶了同乡的一位姑娘成家，还把母亲和妻子一同接到上海生活。 他先是教妻子学做点心，又四处筹钱，开了一家小店，卖广式糕点。但因为缺乏经验，生意很快亏损，仅半年就关门。第一次挫折并没有击垮他，他又盘下一家小宵夜馆，可惜没撑多久，也再次关了门。 两次失败后，冼冠生没有灰心，而是改变思路，在上海老城厢九亩地摆起小摊。白天，他和母亲、妻子一起制作牛肉干、话梅等小零食；晚上，他挑着担子到新舞台戏院门口叫卖。起初，生意并不算火爆。 冼冠生有个习惯，喜欢看报。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新舞台要在露香园路新建剧场。 他留了心，特意去看戏院门口的情况。 发现里面卖零食的小贩生意不错，尤其是来看戏的小姐太太们爱买点零嘴。 但这些顾客对卫生格外挑剔，而多数小贩的货都是散装的，不干净。 冼冠生抓住了这个细节，把自家卖的零食用上了包装纸。 简单一层纸，立刻让人觉得干净、讲究。果然，生意马上好起来。 做陈皮梅时，冼冠生对原料极为挑剔。他坚持用肉厚核小的梅子，糖也只能用绵白糖，入口才够清爽，不会发齁。 后来他开了自己的糕点铺子，规矩立得更严。 比如，工人做点心前必须把面粉筛三遍，不能有半点杂质。 糖必须是纯正的，绝不能掺假。就连月饼的包装纸上，他都亲手写下“宁缺毋滥”四个字。 这不是做做样子，而是他真心认定的原则——宁愿少卖一些，也不能糊弄顾客。 正因为如此，他做出来的点心在街坊邻居中口碑极好。 大家都说，冼家的东西吃得放心，因为那味道是靠实打实的原料和工夫做出来的，不是虚头巴脑的噱头。 也正是凭着这份“实在”，后来大白兔奶糖的口感才会那么独特——奶味浓厚、香甜却不腻，让几代人都忘不掉。 冼冠生常说：“做食品，就是做良心。”这句话，他一辈子都在兑现。 抗战时期，淞沪会战打得激烈。 很多商人趁机囤货、抬价，想借战乱大发横财。 但冼冠生没有，他反而把仓库里整整五卡车的饼干、罐头直接送到前线，犒劳浴血奋战的士兵。 他觉得，国家都在危难之中，自己的小算盘根本不算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没有抵触，反而主动迎接变化。他把企业调整方向，转向做更多大众化的食品，主动进入供销社渠道，把产品送进千家万户。 转型的过程并不容易，但他咬牙坚持下来，生意反而越做越稳，还因此获得了陈毅市长的表扬。 1952年，特殊时期那段时间，很多资本家、企业主都被要求主动交代问题。有人给冼冠生扣上“有五毒”的帽子，要他彻底说明自己的“问题”。 可在冼冠生心里，他这一辈子就是靠着诚信和实在起家的，从不敢掺假坑人。他觉得自己冤枉，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一生坚守的“良心买卖”，到了最后却被人怀疑。巨大的精神压力压得他透不过气。 1952年的一天，他走到冠生园大楼的顶层，望着自己亲手打拼出来的产业，心里五味杂陈。最终，他选择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64岁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