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审讯室里，董健吾终于说出了埋藏心底二十多年的秘密——他曾经抚养过毛泽东的两个儿子。这个看似离奇的供述，却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30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被害的消息传到上海，毛泽民心急如焚。他知道三个侄儿还留在长沙板仓老家，国民党特务正盯着他们，想“放长线钓大鱼”。 毛泽民连夜写了封密信，辗转送到板仓的亲戚手中。信里只有一句话：赶紧把孩子送来上海。 1931年春节前的凌晨，天还没亮，舅妈李崇德就带着三个孩子出了门。岸英8岁，岸青7岁，最小的岸龙才4岁。他们不能坐轿子，不能雇车，只能步行。 走到约定地点，农民协会的缪佩秋推着辆破旧手推车等在那里。三个孩子被抱上车，用稻草盖住。李崇德跟在后面，整整走了40里路才到白水车站。 火车上人多眼杂，李崇德让孩子们装睡。到了汉口，她找到杨开慧以前用过的一个商号，老板认出了她，二话没说就帮忙买了去上海的船票。 轮船在长江上漂了整整一个星期，为了躲避盘查，三个孩子几乎不出舱门。岸英和岸青缩在被窝里小声说话，岸龙躲在李崇德怀里，从不哭闹。 那年的春节，他们就在这艘摇晃的轮船上度过的。没有鞭炮，没有年夜饭，只有江水拍打船舷的声音。 到了上海，毛泽民先把孩子们安置在泰安旅馆，几天后送进了大同幼稚园。这个幼稚园的园长董健吾，表面身份是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实际上1927年就入了党。 按周恩来的指示，这里专门收养革命烈士的遗孤。彭湃的儿子、恽代英的女儿都在这里生活过。董健吾给每个孩子都取了化名，毛家兄弟成了“杨家三兄弟”。 好景不长，1931年夏天，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传来，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大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有的被捕，有的紧急转移。孩子们无人照管，被迫流落街头。 岸英背着岸龙，拉着岸青，开始了流浪生涯。白天在马路边乞讨，帮黄包车夫推车换口饭吃。晚上睡在屋檐下、垃圾箱旁边。饿极了就翻垃圾桶找剩饭。 有一次岸英带岸青出去找吃的，回来时岸龙不见了。他们找遍了附近所有的街巷，喊哑了嗓子，最小的弟弟就这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董健吾当时正躲在杨度家里避风头，听说毛家兄弟在街头流浪，他坐不住了。让妻子郑兰芳出去打听，找了三天才在一个破庙里找到两个孩子。 岸英瘦得皮包骨头，岸青发着高烧。董健吾二话不说把他们接回家。可岳母不愿意收留这两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怕惹麻烦。 无奈之下，半年后董健吾把孩子送到前妻黄慧光家。他告诉黄慧光，这是朋友托付的孩子，千万要保密。过了很久，他才悄悄说出真相——这是毛泽东的儿子。 黄慧光听后手心直冒冷汗，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旦暴露，全家都会没命。但看着两个孩子天真的眼神，她还是点了头。 为了安全，黄慧光没让他们去学校，这几年里搬了四次家。起初地下党还能每月给30块大洋生活费，董健吾也会贴补一些。可1933年上海地下党撤往江西，经费断了。 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后没了收入，自己都吃不饱。黄慧光一个寡妇，带着自己四个孩子，再加上岸英岸青，七张嘴全靠大儿子董载元那点学徒工资。 实在没办法，黄慧光领着孩子们给人洗衣服、扎纸花。托邻居担保，交了押金，让岸英岸青去当报童。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到报馆领报纸，然后在街头叫卖到深夜。 卖报不容易，有一天晚上对账，发现岸青收了好几张假币。想起假币是几个外国水手给的，气不过，拿着粉笔在电线杆上写“打倒洋人”。一个印度巡捕看见了，上来就是一耳光，打得岸青当场倒地，头痛欲裂。 这一打，打出了毛病。岸青的头经常剧痛，有时候会突然晕倒。黄慧光没钱看病，只能用土方子给他敷草药。这个后遗症，跟了岸青一辈子。 1936年，转机出现了。董健吾以宋庆龄特使的身份去了陕北，见到了林伯渠。他详细汇报了毛家兄弟在上海的情况。 林伯渠听后既惊喜又心疼，立即报告了毛泽东。考虑到陕北正在打仗，条件艰苦，决定把孩子送到苏联学习。 董健吾又去西安找张学良帮忙，他说想送三个孩子出国读书，其中一个是自己儿子，两个是朋友的孩子。张学良爽快地答应了。 几个月后，在巴黎，康生接上了两个孩子。14岁的岸英和13岁的岸青终于踏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结束了在上海六年的流浪生涯。 他们被安排在莫斯科西郊的国际儿童院，这里有暖气，有面包，有老师教他们读书写字。岸英后来回忆说，到了苏联才知道，原来孩子是可以这样生活的。 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因为一些历史问题被误解为特务。在1955年的审讯中，他不得不说出这段往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年为了保护这两个孩子，董健吾一家、黄慧光一家，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人，都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可能只是普通人，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正是这些微弱的光，照亮了孩子们的路。 信源：【红色记忆】毛岸英毛岸青曲折的赴苏历程||淮驹——方志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