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不会，那是我人生中最困苦的时光，最难熬的日子。 我是50后，从1964年起上学的。我们村是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自然村，没有学校可上。上学要到三四里路外的其他村去上学。 那时，孩子上学是很难的。我细想了一下，经历了“五难”。 第一难是学杂费难凑。每学期学费仅一块钱，课本，两三个作业本和一支带橡皮的铅笔只有五毛钱，这是杂费。可是这一块五毛钱却能难倒一半家长。有的学生先缴上五毛钱杂费正常上学，剩下的一块钱学费分一次或两三次才能缴清。平时用的练习本大多是黄包装纸自己用针线装订而成的，或者是用旧作业本背面再做练习本。铅笔用到两三厘米短拿不住为止。这都是因为你当时经济困难，大家都没有钱。那时，班里大多数同学有了钢笔用，我很希望有一支钢笔。有一次在梦中梦见我挂在墙上的书包里突然有了一支钢笔。我梦醒后，还悄悄摸下炕爬上凳子，用手伸进书包摸钢笔，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还吵醒了熟睡中的父亲。 第二难是上学路上不安全。早上六点半前，学校就上早操了。学生就得六点左右从家出发，结伴上学。在秋冬季，8点才天亮，那时，农村还偶有狼的出没，不结伴而行的孩子就很有可能被狼刁走。不但结伴而行，老师还让我们每人准备一根一米长，直径3厘粗的打狼棒，还教我们背靠围成圈边挥舞棍棒边齐喊：“打——狼！打——狼！”的口号吓跑狼，同时以求村民前来救援。这不是荒唐，这是现实和无奈。到了学校因为没通电，得摸黑上早操，点油灯或小蜡烛上早读。天亮后，上完两节语数课再放学回家吃早饭。秋冬季节，天黑秋高，走在小路上，两边是玉米地，阴森可怕，不结伴是万万不行的。那时候，家长送孩子上学的相当少。因为他们白天劳动繁重，晚上不是上扫盲夜校，就是开会学习，都挺累的。路上的恐惧感难以想象。 第三难是路难走。那时候，哪有什么水泥路或柏油路，县际公路还是沙石铺的呢。村里都是一米来宽的乡间小路。每逢秋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孩子们没有雨鞋和伞，穿的布鞋大多也是露着脚趾头，还得省着穿。不少孩子到了雨天得脱下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丫在泥泞的路上跋涉。下了雨，放学回家吃完饭再返校，衣服全湿透了，得扛到中午放学，回了家也几乎没有能换的干衣服穿。冬季早上的路面冻得硬邦邦的，到了早上放学，路面泥土溶化，又得在泥泞中跋涉。90%以上孩子的脚上都得了冻疮，疼痒难忍。 第四难是放学后忙个不停。因为还得为家里养的猪羊割饲草，或者为生产队的牛马割饲草换取工分补贴家，或者与大人一起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挣一点点工分。那时，一个全劳每天挣10分工分，年终每10分工还换不到1毛钱。孩子干一下午活挣1分工，价值不到1分钱。 第五难是上小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这使学校几乎中断教学活动一年多。爱好学习文化知识的人会抓紧机会在家自学的不到1%，绝大多数学生整天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有很多学生就在这一时期把小学学业荒废了。 少儿时期是学习的黄金阶段。不是十分困苦，就是被政治运动冲击。上述“五难”都是我必修的功课。幸好我的叔父和堂叔都是老师，他们早早告诫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他们也都是我学习的楷模和指路明灯。我也没辜负他们的期望，向他们求学，向他们的书籍求知。随着逐渐长大，几乎把叔父和堂叔家的藏书全读完了，还托别人在图书馆借书读。这为自己以后的发展进步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人们都说少儿时代是快乐的，可我的少儿时代是困苦的，是辛辣的，是不甚回首的，却因为好学也是幸运的。我既学到了别人未学到的知识，又早早从书中学会了做人。十七岁当选了村团总支干部，十八岁被干群推荐去学校当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