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一边抽烟，一边固执地对毛泽东说道：“我还是回乡当我的农民好，你那个官我干不了！ 1965年九月二十三日，彭德怀被请去见毛主席。 中央要他去西南，参加大三线建设。对旁人来说，这像一次重新安排工作；落到彭德怀身上，却没那么简单。六年前庐山会议以后，他的名字还压在旧案里，身边的门变窄了，能插手的事也变少了。 突然把他推向西南那么大一摊工程，职务有了，路却不平。 大三线不能当作一块牌子，也不能只看成几句战备口号。那几年，越南战事升温，沿海工业布局让中央不踏实，一批关系国防和工业命脉的项目要往内地山里走。 钢铁、铁路、矿区、兵器厂、施工队伍、地方干部，全都要接上。 西南山多，交通又卡，项目一落进去，靠坐在屋里批文件撑不住。 很多厂址离城市很远，要靠汽车和铁路一点点送，干部到现场也要翻山。纸上的箭头到了山里，就变成路基、隧洞和一车一车石料。 彭德怀一听这个差事，心里盘的是自己这把脾气还能不能把事情办成。 九月十一日，彭真、乔明甫先同他谈过,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里，话题绕不开三线建设。彭德怀没有把自己的履历摆出来，也没有借老资格推托。他说自己犯过错误，说话会让人怀疑；说错了，人家疑心，话说对了，也未必有人愿意听。他还提到自己不懂工业生产，宁愿到农村作调查。这样的话不好听，带着一点硬，也带着一点自知。 工程要往前推，干部要点头，部委要配合，他偏偏知道自己容易把话说僵。 他想去农村，并非一句轻飘飘的牢骚。 彭德怀从湘潭乡下走出来，后来带兵打仗，见过大阵仗，也见过饥寒。他对土地有一种旧熟悉，庄稼好不好，农民吃什么，干部下去说话有没有用，这些东西他摸得着。去三线，是在一张巨大的国家地图上移动钢厂和铁路；去农村，是把手伸进泥土里，看人怎么活。 一个老军人被放在这两个方向中间，话自然就硬了。 九月二十一日，他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回农村。信不长，分量却不轻。两天后，毛主席同他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场。那句“回乡当农民”，能接住他的倔劲，不能当成现场逐字记录来写。 他不愿轻易接下三线这个职务。 他明白组织安排的分量，也明白国家需要人。他只是把自己的处境说开：旧案未清，性格又硬，工业还不熟，去了以后未必顺。 有人一辈子适合冲到前面，却未必适合坐在各方之间磨。 彭德怀早年主持军委工作时，也对机关职务不自在。文件、人情、协调、分寸，这些东西他并不顺手。他习惯把话说到底，喜欢把账算明白。 到了三线建设，账当然要算，可这里的账不只在纸上。 铁路要穿山，厂址要选，矿石要运，机器要装，地方要配合，哪个环节一慢，整片布局都跟着拖。 中央仍然把他派去了西南。 十一月三十日，彭德怀抵达成都，职务是中共中央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第三副主任几个字，放在一个元帅身上，有点冷，也有点窄。可这个位置接着的差事并不轻。攀枝花要建起来，成昆铁路、贵昆铁路要往前推，六盘水和重庆一带的工业布局要连成片。 彭德怀后来提出保“一点、一线、一片”，话很直，像给一张西南战备图钉上几个必须守住的点。 他懂的东西仍然有用,打仗讲道路，讲后方，讲补给，讲最坏局面下还能不能撑住。三线建设换了衣服，里面也有这些老问题。可他的短处同样跟着来了。 他不懂许多工业细节，也很难靠温和周旋去打通所有关系。 工地上可以看见山，会议上看不见人的犹疑。旧案没有离开他，别人看他，难免隔着一层东西。他说一句硬话，传出去可能就换了味道。 成都永兴巷一带，后来成了他在西南的一处落脚点。 这里离前线很远，离北京也不近。文件会送来，汇报会传进来，工程的难处一件接一件。水电、运输、钢材、施工进度，哪一项都不能靠喊一声“抓紧”立刻解决。 彭德怀一面被放回工作，一面又始终没有完全松绑。 这个人的晚年，就卡在这种地方：组织需要他的威望和判断，他自己却知道，威望不能替代信任，判断也要有人敢接。 到了1966年，风向很快变了。 三线还在山里往前铺，政治运动的声音已经盖过许多具体工作。 彭德怀在西南的位置没有坐热，新的风浪就压了过来。回农村的愿望没有实现，三线建设的差事也没有让他重新安稳下来。他从北京走到成都，从旧案里走向工地，又从工地被卷进更大的风声里。山里的铁路还在凿，厂房还在搭，施工的人照旧推着石料往前走。 彭德怀站过的那条路，没等他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