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贺龙打算提拔自己的老部下担任旅长，上报之后，伟人却突然反问一句：那个曾给八路军送过4000大洋的土财主高四爷，如今人在何处？ 一张任命送到延安时，纸面很薄，压着的东西却杂。贺龙想让高士一当旅长，这名字一报上去，熟悉军队履历的人难免多看一眼。120师里有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有打惯硬仗的团长，王尚荣就在旁边。照老资格排，似乎更顺。 毛主席偏偏问起另一件事：那个给八路军送过四千大洋的高四爷，如今在哪里？ 高四爷这个称呼，带着任丘乡下的土味，也带着旧社会的门第味。 高士一1894年生在河北任丘，高家有田地，父亲会经营，家底厚。他排行第四，乡亲叫他高四爷。这个名字放在八路军干部表里，起初很不整齐。革命队伍里讲出身，讲纪律，讲组织；高士一身上却有地主、乡绅、河务委员、民间威望这些旧痕迹，洗不掉，也没法装作没看见。 他早年做过河务事，管过大清河、子牙河一带的水患。河道出事，不是写几行公文就能完，堤口塌了，庄稼淹了，几村人围着吵，谁家出工，谁家拿料，都要有人出面摆平。高士一在这些事里混熟了地方脾气。后来会点中医，给穷人看病不收钱，名声又往外走了一圈。等战火压到冀中，这种名声忽然变成能招人的东西。 他家先动起来的是儿子高万德。年轻人在学校里参加抗日救亡，被开除学籍，家里没有把他骂回去。后来高万德参加游击武装，高士一便拿钱粮支撑。大洋从柜里取出来，换成子弹、布匹、口粮。钱一离开地主家的箱子，就不再只是家产，它会变成队伍夜里能否开拔，伤员明天有没有米汤，枪口还能否再响一阵。 冀中沦陷后，很多村庄白天看见日军，夜里看见游击队。谁都怕选错路。高士一没有躲在宅院里。他散财拉队伍，靠着旧日声望，把一些青壮和零散武装聚到身边。人数涨得快，三千、五千、八千，各种说法里数字不完全一样，但有一点清楚：这股力量已经越过小队伍的边界，必须被安排，也必须被约束。 日本人也懂地方头面的分量。给官，给钱，叫他带队投过去，往往比正面扫荡省力。高士一没有接。日军便烧高家，抓亲族，杀给他看。这个选择并不浪漫。家人被拖进枪口，村里人盯着他，部下也看着他。低头，队伍也许能保一时；不低头，家宅先碎。他把路往硬处走，冀中平原上从此少了一个安稳地主，多了一个带兵抗日的人。 贺龙到冀中时，面对的是一堆不好归拢的枪。地方武装有血性，也有旧习气。有的认乡情，有的认头领，有的刚从民团、会道门、旧军队里转过来。八路军要用他们打日本，还要把他们拢成一支有规矩的队伍。高士一这类人，既是钥匙，也是难题。门要靠他打开，门开以后，旧规矩也该挪开。 1939年2月，高士一入党，这个时间点不该轻轻带过。有人觉得他成分特殊，关向应压住这种说法，党员不再分出特殊党员。话很短，落在高士一身上却硬。高四爷可以是乡亲口中的叫法，到了组织里，就得听会议，听命令，按纪律办事。 旧威望被保留下来一部分，也被磨掉一部分。 独立第四支队同第715团合编为120师独立第一旅，高士一任旅长，王尚荣任副旅长。这个安排看着别扭，细想又稳。王尚荣是老红军，懂作战和带团；高士一熟地方，能压住新编来的队伍。贺龙没有把地方力量简单吞掉，也没有把老红军放在一边闲着。两个人在一个旅里相互支撑，也相互校正。高士一再靠一声高四爷管人，已经行不通；王尚荣也得学着同地方人马过日子。 毛主席问起他，正赶上陕甘宁边区日子很紧。 外面有日军压力，也有国民党军队封锁，粮食、棉花、布匹都难进来。第359旅要去生产，王震带人开进南泥湾，边区防务没有空出来的余地。把高士一和独立第一旅调来，是把一支已经被八路军制度揉过的地方武装，放到边区最敏感的位置上。 捐过钱，只是早年的一笔账；能接防，靠的是队伍已经被重新编过。 到延安后，高士一见过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那些见面没有把他的旧出身一笔抹掉。抗战里的用人，本来就常常不干净利落。一个地主出身的人，可以在民族危亡里散财、丧亲、带兵；一支革命军队，也会在缺人、缺枪、缺粮的时候，把这种力量接过来，再用纪律一点点改。许多命令落到人身上，常常先磨旧疤，再长新茧。 高士一后来走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做过西北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1961年进北京，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68年，他病逝，享年74岁。任丘乡间那个高四爷，文件里写成高士一。 两个名字并排看，隔着田产、枪声、入党介绍人、旅长任命，也隔着一个人从旧乡绅被推到战时岗位上的长路。纸页合上时，那个称呼还在，只是声音低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