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真的放弃追击红军了吗？没有，只是换了一种打法。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时，出发时约八万六千人的队伍，走到这里只剩六七千人。按常理，这支残兵应该是砧板上的肉。但国民党此后的进攻方式变了——从沿途追杀，变成了四面围剿。更关键的是，这一次围剿，打出了完全出乎蒋介石预料的结果。 红军能落脚陕北，有一个前提条件很多人不清楚。这里早就不是空地，刘志丹带着陕甘边红军在这片土地上打了好几年游击，建立起一块根据地；更早一步，红二十五军也在1935年9月15日先行到达，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总兵力约七千人。 中央红军是怎么知道这里有人等着的？ 1935年9月18日，队伍路过甘肃哈达铺，在一个邮局里翻到几份国民党报纸。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着：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红二十五军也已到达并完成会师。消息传开，当即决定目标就定在陕北，去和这两支部队汇合。 到达吴起镇的当天，麻烦就来了。马鸿逵部骑兵两千余人一路尾随跟了进来。彭德怀指挥红军在头道川、二道川布下口袋阵，10月21日打响。骑兵冲进伏击圈，被步兵打得溃不成军，三个团被击溃，俘虏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一千多匹。这一仗，把长征最后这段路上甩不掉的追兵彻底切断。 但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就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前后，蒋介石已经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权，调集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共约十万人，从南北东西四个方向压过来。这不是追击，是系统性的围歼部署。 红十五军团第一仗打的是劳山。1935年10月1日，徐海东和刘志丹在甘泉县劳山地区设下伏击，等东北军第67军第110师进入口袋。这一仗打得极狠：110师主力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颈部中弹，后死于甘泉；俘虏三千七百余人，缴获步枪三千余支、机枪一百八十余挺。 东北军还没缓过神，榆林桥又丢了。10月25日，徐海东率部对驻守榆林桥的107师619团发起总攻，歼敌一千八百余人，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个高福源后来在红军教育下转变立场，成为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秘密接触的关键中间人。 两仗下来，东北军已经元气大伤。蒋介石的处置方式让张学良彻底寒心——不但不补充兵力、不发抚恤，反而撤销了被歼部队的番号，等于直接从账面上抹掉这两支部队，减少军饷开支。东北军打仗死人，蒋介石趁机削减番号，这笔账，张学良记得很清楚。 直罗镇一战，让局势彻底明朗。 1935年11月，蒋介石调集东北军第57军四个师和第67军一个师，共三万余人，企图东西对进，把红军夹在葫芦河以北歼灭。军委破译了敌军密电，摸清了进攻路线。直罗镇三面环山，一条小路穿镇而过，地形天然就是个口袋。 11月2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北面和南面同时压下来，把东北军109师堵进了直罗镇。激战到下午，109师大部被歼，残部五百余人退进土寨死守。师长牛元峰等援无望，率残部突围，被追击二十五里后全部覆灭，牛元峰被击毙。 这场仗打了四天，东北军109师被全歼，106师一个团也被打掉，俘虏五千三百余人。红军缴获步枪三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一百七十六挺。东北军在不到三个月里，被消灭三个师，死了两个师长。 蒋介石的反应依然是撤番号、扣军饷。 张学良这时候已经开始私下接触抗日力量。他去上海见了爱国实业家和吉林自卫军将领，得到的答案一致：停止剿共，联共抗日。高福源被俘转化后，也成了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秘密沟通的渠道。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把主要精力转向南方，西北围剿的力度随之松动。但这只是缓了几个月。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出兵剿共。8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 从劳山到直罗镇，东北军被红军打垮；从撤番号到扣军饷，蒋介石把张学良的部队当耗材用。围剿陕北的这场仗，最终没有打垮红军，却把张学良逼到了另一条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