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三月，江都行宫里，禁卫军勒死了自己的皇帝。死后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萧皇后和几个宫人拆了床板，拼了个小棺，草草埋在宫殿地下。几个月后，表弟李渊在长安称帝，给这位死去的皇帝追了一个谥号：炀。 按古代谥法，"炀"的意思是逆天虐民、好大殆政、离德荒国。这个字像一枚烙印，在杨广身上烧了一千四百年。 可谁能想到，恰恰是这个"千古昏君"，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三样东西。此后一千三百多年，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三样东西谁也舍不得丢。 杨广继位第一年，干了一件让满朝文武心惊的事：征调百万民工，在洛阳大兴土木。 据《隋书·炀帝本纪》记载，大业元年（605年），杨广下诏命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民丁两百万人。十个月，一座新城拔地而起。 这座城后来叫"东都"。 当时的首都长安，偏居关中西北。粮食不够吃的问题，从西汉后期就开始折腾历任皇帝，隋文帝遇到旱灾还得亲自带着百官跑到洛阳去"就食"。而关东地区才是帝国的人口重心和经济命脉，从长安遥控那片广袤的土地，政令传达慢，漕运困难，长安的地理劣势摆在那儿，谁坐上那把龙椅都绕不开。 杨广选中了伊水与洛水之间的一块地，亲自带人勘察选址，随后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把新都城建了起来。城内设了国家粮仓——洛口仓、回洛仓，储粮规模在当时举世无匹。此后杨广在位十四年，待在长安的日子拢共不过几个月，帝国的政治重心彻底东移。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向南接长江，向北通燕赵，四通八达。后来唐朝沿用了这座东都，武则天更是以洛阳为"神都"长期驻跸，北宋把政治中心进一步东迁至开封。可以说，杨广打破"关中本位"的那一步，开启了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格局长达数百年的转型。 代价呢？每月两百万民工，十个月不停歇。一座宏伟的都城底下，压着的是数不清的血汗账。后来骂杨广的人，这笔账排在前头。 东都刚建好，杨广又马不停蹄地干起了第二件大事。 同样是大业元年，他下令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挖通济渠，引谷水、洛水汇入黄河，直通淮河。三年后，又征发河北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附近）。前后还疏浚了邗沟、开凿了江南河。几段河道首尾相连，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一千七百多公里。 这就是隋唐大运河。它以洛阳为中心，像一条巨大的脊梁骨，纵贯南北。 运河的战略价值，当时的人未必全看得清。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沿河北上，北方的军队和政令顺水南下，沿岸城市迅速兴起。唐代"扬一益二"的商业格局，和这条水路直接相关。宋代以降，整个帝国的经济命脉几乎系在运河之上。有学者评价，直到近代铁路兴起之前，大运河始终是维系中华帝国南北一体的关键纽带。 可修河的过程，同样惨烈。据《隋书》记载，仅通济渠和永济渠两项工程，先后征发的男女民工就超过两百万人。史学家胡如雷做过估算：从杨广即位到第一次东征高丽的八年里，隋朝总共上马了二十二项大工程，累计动用人力超过三千万人次。而当时全国人口不过四千六百万左右。 近乎全国男丁被轮了一遍。 运河修成了，杨广迫不及待地坐着龙舟南下巡游，随行船只数千艘，岸上纤夫成群结队拉纤拖行。沿途修建了四十余座离宫别苑。民间对运河的恨意，一半冲着运河本身的血泪，另一半冲着皇帝在运河上的排场。 杨广留下的第三样东西，没有运河那么看得见摸得着，却影响更加深远。 大业年间，杨广正式设置进士科，以考试选拔人才，取代此前延续数百年的九品中正制。关于科举创立的确切年份，学术界说法不一。百度百科引用的说法是大业三年（607年），另有研究者依据《旧唐书·房玄龄传》等史料，认为进士科在隋文帝时期已有雏形，杨广则是将其正式制度化。目前史学界的主流共识是：科举制肇基于隋，确立于隋炀帝，完善于唐。 九品中正制的逻辑很简单：你爹是什么品级，你大概率就是什么品级。寒门子弟再有才华，头上压着世家大族的天花板，几乎没有出头之日。杨广设进士科，规矩变了：朝廷用考试说话，考的是文辞策论。门第高低不再是入仕的唯一通道，普通读书人多了一条向上走的路。 这条路走了一千三百年。从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中间跨了整整十三个世纪。唐代以后，科举逐渐成为帝国选拔人才的核心机制，到宋代更是登峰造极。那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根子就扎在这套制度里。 修东都，开运河，立科举。三件事在杨广手里几乎同步推进，摊开在短短数年之内。 换任何一件事放到别的朝代，哪怕只做一件，可能也得十年二十年慢慢来。杨广偏要一口气全干完，像一个精力无穷的赌徒，把整个帝国的家底一把押上牌桌。后人评他"罪在当代，利在千秋"，细想这八个字，实在五味杂陈。 信息出处：《隋书》（唐·魏征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三《炀帝本纪》及相关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