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毛主席往往选人用人不当，把一些工人、农民、基层官兵出身的人选拔到中央领导岗位。我认为这正是毛主席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伟人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为宗旨，只有工农出身的人才最了解基层群众的心声，让工农出身的能人参政议政，更能为人民服务。任人唯贤、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正是伟人的英明。 有人说毛主席选人用人不当，理由听着也挺熟：工人出身，农民出身，基层官兵出身，这些人怎么能坐到中央领导岗位上？ 话说得很轻，里面却有一股旧味道。 好像治理国家只能靠履历漂亮的人，最好名校、名门、名声齐全，袖口干净. 可新中国刚起步时，毛主席面对的不是一间安静书房，而是满地要收拾的现实。城市要恢复，农村要喘口气，军队要整编，老百姓一睁眼就盼着锅里有粮。这样的大摊子，光靠坐在高处的人看图纸，哪里够。 毛主席看人，有个很朴素的底子：人要能办事，还要知道为谁办事。 工人知道机器一停，车间里的脸色会怎样变；农民知道一场雨来早来晚，地里的苗会怎么蔫下去；基层官兵知道命令写得再好，到了泥水地、雪窝子里，能不能走得动，还得看人心。这些东西，书本不一定没有，可离生活远了，就容易变成空话。 一个干部若没听过灶台边的叹气，没见过田埂上弯着腰的人，他说群众，多少会隔着一层窗户纸。 一九四九年六月，北平中南海那张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细看很有意思。照片里并不是一色人马，有老革命，有党外人士，有知识界人物，也有从旧阵营转过来的人。新国家还没有正式开张，这张桌子已经摆得很宽。毛主席不是要大家坐在一起照相好看，他是知道，天下刚定，门不能关小。 门一小，风是少了，屋里也闷了。 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来自党外；政务院四位副总理里，郭沫若、黄炎培占了两席。这不是给面子，更不是摆花瓶。国家事务要有人懂文化教育，有人懂财政经济，有人熟悉社会各界，有人能把不同人群往一处拢。 位置给出去了，责任也跟着给出去。 让不同来路的人进来，难免磕磕碰碰，可大事业原本就不是小圈子能包办的。 有人嫌工农干部“土”。 这话不聪明。土里长粮食，也长硬骨头。基层出身不是万能符，苦过穷过也不代表天然会治理，可基层经验确实有分量。那些从车间、乡村、部队里走出来的能人，知道政策落到地面会不会摔碎，知道一句口号能不能换来一口饭、一件棉衣、一条能走的路。 毛主席把他们推到议事桌边，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把国家治理的耳朵放低一点。 革命队伍本来也不是从一条路上走出来的。 井冈山上，秋收起义的队伍来了，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也在；朱德、陈毅带着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上山，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五军又汇了进来。山路窄，来的人却杂。可正是这种杂，让队伍越走越厚。 若当年只认一种出身、一种口音、一种经历，哪里还能有后来那么大的局面。 再往后看，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都有各自根脉；抗战时，北方武装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力量改编为新四军；解放战争里，几大野战军在不同方向打出天地。 彭德怀、习仲勋在西北，刘伯承、邓小平转战中原、西南，陈毅、粟裕在华东，罗荣桓等人在东北和中南承担重任。毛主席从这些会合里看得很清楚：队伍越大，越不能靠单一路数选人。水只从一条沟里流，迟早干。 他反感的，是任人唯亲，是宗派味。 谁离自己近就抬谁，谁声音不同就压谁，这种办法看着省事，其实最误事。延安整风反宗派主义，就是要把这种毛病往外挤。 队伍里有不同意见，不可怕；怕的是各抱山头，眼里只有自己那几个人。 门关久了，人气会散，才气也会被挡在外头。 红军到陕北后，几方面军关系并不好摆。 毛主席批评错误路线，却没有把一整支队伍的人都打成一团。他知道，路线有路线的问题，干部还得具体看。这个分寸很要紧。人事工作最怕图省心，贴一个标签，就把人推远。 真正会用人，往往不是嗓门大，而是在复杂局面里能沉住气，把能干事的人留下来。 党外人才也是这样。 毛主席并不把知识分子放到门外，也不把民主人士当成客人看一眼就算。 一九四九年前后，九三学社、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都被纳入新国家建设的盘子。郭沫若管文化教育，黄炎培参与政务，傅作义后来从事水利工作，这些安排说明一件事：用人不是看谁和谁亲，也不是看谁出身更顺眼，而是看谁能在新局面里派上用场。 所以，工人、农民、基层官兵走上领导岗位，不该被简单嘲笑。 该问的是，他们有没有本事，有没有担当，有没有把人民放在心里。毛主席要的不只是“出身基层”，而是从人民中间挑出能人。 为人民服务若只停在口号上，很轻；让懂人民生活的人参与决策，这话才有重量。 北平那张合影静静留在那里。 衣服不一样，口音不一样，来路也不一样。 有人从书斋来，有人从战场来，有人从乡土、车间、营房里走来。 灯光落在他们脸上，新国家的用人账本，就那样摊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