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渣滓洞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在临刑前，他说到：“我是冤枉的，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 黄茂才，1919年生。四川荣县人。出身农家，读过几年书。1946年，经人介绍谋得一份差事。目的地：重庆渣滓洞。职务：少尉看守管理员。渣滓洞是军统魔窟，高墙电网，刑具森严。黄茂才资历浅，是个小角色。平时负责看管犯人，抄写文件。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前夕，长官嫌他碍事，将其遣散回乡。他回到荣县老家，当了个小学老师。 这三年看守生涯，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劫数。 时间回溯到1948年。渣滓洞人满为患。关押的都是共产党要员。黄茂才本性不坏。他不打骂犯人。别人克扣伙食，他不克扣。他给牢房送水打饭，手脚放得轻。这举动，落在了狱中地下党江竹筠（江姐）和曾紫霞眼里。 江姐看准了黄茂才。她主动搭话：“小黄，你还年轻，这碗饭吃不长。”黄茂才四下张望，低声说：“混口饭吃，我也没办法。”江姐盯着他：“国民党快败了。你要认清形势，给自己留条后路。” 黄茂才没吭声。几天后，他给江姐牢房多塞了两个窝头。 策反成功。渣滓洞里少了一个死硬看守，多了一个代号“蓝先生”的地下交通员。黄茂才利用职务便利，开始走漏消息。他把国民党的报纸偷偷塞进牢房。他把外面的战况口述给江姐。 更要命的差事是传信。牢房里写好的密信，卷成纸卷。黄茂才趁倒马桶、送饭的空当，把纸卷捏在手心，揣进兜里。走出渣滓洞大门，特务搜身。黄茂才面不改色，几句寒暄应付过去。 前后两年，他带出二十多封绝密信件。其中包括江姐的托孤信。胡其芬求救的《最后的报告》。大屠杀前夕，这些信件送出高墙，传给重庆地下党。 江姐感激他。她撕下一块小纸条，写道：“小黄，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你有了很大的转变。将来人民的新政府一定会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黄茂才把纸条贴身藏好。 1950年，镇反运动席卷全国。历史开始清算旧账。1951年，黄茂才在学校被带走。罪名极重：渣滓洞特务，参与镇压革命者。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审查人员拍响桌子：“你在渣滓洞干了什么？老实交代！” 黄茂才满头大汗：“我没杀人。我帮过共产党，我帮过江姐送信。” 审查人员：“江姐牺牲了。谁给你作证？” 黄茂才语塞。大屠杀过后，知情者多半牺牲。知道“蓝先生”的人，化成了歌乐山的白骨。幸存者星散各地，音讯全无。江姐那张纸条，早在大搜捕中毁损遗失。他拿不出任何证据。 1953年7月20日。荣县召开公判大会。台下人山人海，口号声震天。黄茂才五花大绑，背后插着“死刑犯”的斩标。他被押上刑场，跪在土坑前。 行刑兵拉动枪栓。子弹上膛。黑洞洞的枪口抵住后脑勺。 死神举起镰刀。黄茂才双眼通红，猛然挣扎。他拼尽全部力气，冲着监斩台嘶吼：“我是冤枉的！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 声音凄厉，压过了刑场的嘈杂。监斩官愣住了。事关江姐，无人敢担责。执行官一挥手，行刑暂停。黄茂才被拖回大牢。 死罪暂免。改判无期徒刑。等待后续证据，再做进一步处理。 黄茂才进了劳改农场。砸石头，修水库。一干就是漫长的岁月。 时间来到1981年。重庆红岩纪念馆整理旧档案。工作人员翻开烈士胡其芬留下的《最后的报告》。纸页泛黄，字迹潦草。其中一句引人注目：“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 “蓝先生”是谁？ 党史人员开始大海捞针般的排查。走访、查阅卷宗。线索指向了当年幸存的江姐狱友，曾紫霞。此时，她已是成都中医学院的教授。 调查组找到曾紫霞。曾紫霞看完材料，给出斩钉截铁的证词：“蓝先生就是当年的看守黄茂才。他帮我们传过很多绝密信件。他有功。” 真相大白。脱险难友、地下党负责人纷纷联名出具证明信。物证、人证形成闭环。 1982年4月12日。荣县法院重新开庭。法官敲响法槌，宣读判决书：撤销原判，宣告黄茂才无罪。 此时，黄茂才已经六十三岁。青丝变白发。三十一年的冤屈，一朝洗雪。他后来被增补为荣县政协委员，每月领取生活补助。1953年刑场上的那声嘶吼，留住了他的命。迟到了近三十年的真相，最终兑现了江姐当年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