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野战军的三支客军，发展却大不相同。 一是王张纵队，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王秉璋担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委。 二是两广纵队。 三是皮定均旅，即皮旅。 华东野战军那几年像一口大铁锅，火烧得旺，锅里翻滚的却不是一种米。 山东老底子有，华中来的有，别的战略区调来的也有。三支客军走进去，看着都带着外来人的影子，转身出来，命却分岔了。王张纵队被大仗揉成硬骨头，两广纵队带着南方根脉回到华南，皮定均旅名声响亮，却一路转场，像行军袋一直没来得及放下。 客军这个词，听上去有点生分。 可枪一响，谁也不能站在旁边说自己是客。炮弹不认山头，也不认来路。只是部队终究不是散兵游勇，干部从哪儿来，兵员往哪儿补，仗打完还要回哪片土地，这些东西平时不吭声，真到用兵时，就会从桌子底下伸出脚来绊一下。 华野用这三支部队，差别也正在这里。 更要紧的是信任。大兵团作战不是几支队伍各打各的热闹，而是把不同来路的人拧成一股绳。谁能被放到要害位置，谁只能在边上接应，谁得留着骨干等下一场更远的任务，这里面有战场判断，也有人情世故。 外人变自己人，靠的不是一句欢迎，是一次次冒烟的阵地和一次次夜里赶路。 皮旅最容易让人心里一热。中原突围那一仗，皮定均带着部队担掩护，敌人围得紧，像烂泥里裹着铁丝，越挣越勒人。它能冲出来，不靠运气，更不是靠嘴硬。这样的经历，会让一支部队长出傲气，也长出戒心。到了华野体系里，它能打，却不一定好摆放。大兵团作战讲究合缝，哪个纵队堵口，哪个纵队穿插，哪一路晚半拍，整盘棋都要晃。皮旅带着自己的经历和脾气，华野用它，自然会多掂量几分。 这不是轻看皮旅。 恰恰是它太有来历，才不好像普通部队那样一遍遍压进同一套打法里磨。后来它北上华北，太原方向有它的脚印；又转到西北，兰州战事也绕不开；再随贺龙部队进入西南。一路看下来，它像一把好刀，锋口在，可刀鞘总在换。 战功是硬的，归属却总有点飘。人一旦常年在路上，鞋底磨薄了，心也容易悬着。 两广纵队的麻烦不在傲气，而在家底薄。它的根在东江、港九、惠宝一带，早年多靠山路、村庄、地下交通和游击经验撑着。 北撤山东时，队伍不过二千多人，这些人不是普通数字，是华南力量留下来的种子。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两广纵队成立，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个番号一立起来，就不是只为眼前几场仗准备的，它还要等着南下那一天。 所以华野对它的用法，很有火候。 豫东、济南、淮海，它都上过场，苦仗也没少碰。阵地上泥土被炸得发烫，担架从沟边抬过去，谁都不是来看热闹的。可两广骨干补起来难，广东广西籍干部战士打光一批，不可能随手从山东村庄里再拉一批同样的人。 华野懂这笔账。 能锻炼，要锻炼；该保存，也得保存。仗不能躲，种子也不能撒没了。 到一九四九年前后，两广纵队转入南下节奏。 它回到华南时，已经不是当年北撤时那支带着游击味的队伍。野战军的纪律、大兵团的眼界、阻击和穿插的经验，都像一层硬壳，包在原来的南方根脉外面。惠州、虎门一线的行动里，它既能堵敌南逃，也能接上地方武装。 故乡还在那儿，山水没变，可回去的人，肩膀已经宽了一圈。 王张纵队的路又不一样。 它来自晋冀鲁豫系统，是第十一纵队，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刚进华野时，它难免带着外来部队的生涩。可华野没有把它摆在边上客气几句，而是直接丢进大战的风口。说白了，这支队伍是在火线上补课，边跑边学，边挨打边长记性。 外来身份在炮火里最容易被冲淡，谁顶得住，谁就能慢慢坐到同一条板凳上。 豫东战场最能磨人。 阻援阵地不是纸上画线，黄百韬部压上来，炮火一层接一层，地皮都像被铁耙翻过。新来的部队最怕这种场面，脚下一软，口子就开。王张纵队就在这种地方被逼着变。它要跟上华野的节奏，学会在大兵团里听准鼓点，不能只照旧习惯打自己的算盘。 到了济南、淮海，它已经能和主力合拍，也能在关键处顶住气。 后来它回到中野，不是原样回去。 番号还是那个番号，干部还是那些干部，可一支部队被几场大仗重新烧过，眼神都会变。华野给它的不是一句夸奖，而是一副从恶仗里滚出来的筋骨。这个变化最扎实，也最不花哨。 部队若能把客字放下，真在新体系里摔打一轮，外来的身份反倒会慢慢淡下去。 三支客军的差别，王张纵队能被深用，是因为它可以在华野锅里继续长大；两广纵队被边打边护，是因为它身后牵着华南；皮旅漂得远，是因为它像随时要被抽调的硬骨头，哪里缺口紧，就往哪里补。 战场不太讲情面，却很会分配命运。 军旗卷起时，三支队伍都带着泥点子走了，只是脚印早已朝着不同方向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