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童养媳妻子有多美？做女工供丈夫读书，裹小脚走完长征！ 陈琮英这一生，若只拿“任弼时妻子”几个字盖住，太轻了。 她一九零二年生在湖南，比任弼时大两岁。任弼时一九零四年四月三十日出生在湘阴唐家桥。两人的婚约，带着老式乡村的影子：任家长辈与陈家有旧情，陈氏临终前留下两家再结亲的愿望。 于是，一个还没懂事的男孩，一个同样年幼的女孩，早早被绑到一条命运线上。 一九一四年，十二岁的陈琮英进了任家，名分叫童养媳。 听着旧，日子更旧。任家不宽裕，任弼时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属高小读书，家里多一张嘴，他便想退学。陈琮英没说什么漂亮话，转身去了长沙北门外的织袜作坊，当童工。 机器声吵，活儿重，小姑娘的腰背很快被压弯。 她后来身材瘦小，跟这段苦日子脱不开关系。可任弼时的书，也正是靠她这样一针一线地托住。 一九二零年，十六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行李里有陈琮英织的两双袜子。那不是风花雪月，是穷人家的惦记。 临走时，他劝她学文化。 人走后，她进半工半读学校，边干活边认字。四年后任弼时回国，教俄文，做青年团工作，又参与组织五卅运动。陈琮英还在原地熬了许久，直到一九二六年被接到上海。 二十四岁的她结束十二年织袜生涯，与分别六年的任弼时重逢，随后办了简朴婚礼。 上海不是安生日子。 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做秘密交通，油印文件，替组织跑那些不能摆到台面上的路。 一九二八年，任弼时到安徽检查工作被捕，化名胡少甫，咬定自己是长沙伟伦纸庄收账人。这个身份要补上证据，陈琮英抱着襁褓里的女儿连夜赶去长沙。 客票没了，她爬上煤车。 煤灰扑脸，孩子受寒，后来染肺炎夭折。她顾不上哭，又找到任理卿、何伟道，把案子往法院里推。法庭上，何伟道据理辩护，任弼时死守说法，敌人拿不出证据，只能放人。 一九二九年冬，任弼时去公共租界华德路开会，被埋伏抓走。 陈琮英在家等，天黑不归，天亮还不归，她心里已经发沉。 一个多月后，周恩来部署营救，任弼时满身伤回家。她看见的不是戏台上的英雄，是被打得血肉模糊、还得把牙关咬紧的人。革命有时不在口号里，在一盏灯下的沉默里。 一九三一年，任弼时赴苏区，陈琮英临产留在上海。 七天后，女儿远志出生。不久她因叛徒出卖被捕，不足百天的孩子也被关进龙华监狱。 审问时，她装作听不懂，只顾哄孩子、换尿布，把自己藏成一个啥也不懂的妇人。半年后获释，她接到去苏区工作的通知。路远，险多，她只好把远志送回湖南老家。 到了中央苏区，经邓颖超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四年，队伍开始战略转移。 陈琮英负责机要，身上背着密电码。她本来瘦，又怀着孩子，缺粮时没吃过一顿饱饭，每天还要赶一百多里。掉队时，陈罗英把她带回去。任弼时半开玩笑，说老婆丢得起，密电码丢不起。她没接笑，只认一个死理：命可以丢，密码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过雪山时，她走不动，就拽着马尾巴往前挪。 到四川阿坝一带，腹痛突然来了。后来任远征回忆，自己是在藏民住房下面的羊圈旁出生，地上铺着油布，由傅连璋接生。刚生产完还得走，孩子用油布裹着贴在身上。草地上缺吃少穿，远征饿得哭声都薄。朱德在水坑里发现鱼，钓来熬汤给她喝。那碗汤不值钱，可在那时候，热气就是命。 到了陕北，也不是一家人围炉过日子。形势紧，远征被送回湖南，与远志作伴。 一九三八年，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陈琮英同行，在那里生下远方。一九四零年任弼时回国，路途凶险，只能把一岁多的远方留在苏联。 她这一生，好像总在送别孩子。 延安岁月稍稳，大生产运动起来，她这个老织袜女工又派上用场，织出的东西被中央直属机关评为一等奖，儿子任远远也在延安出生。 一九四六年，远志、远征回到父母身边。 三年后，北平刚和平解放，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带病写政治报告，讲到一半撑不住，由荣高棠接着念。毛主席写信慰问，中央安排他去莫斯科治病。陈琮英留在北京，一边照看未成年的孩子，一边替国家省开支。 一九五零年五月，任弼时带远方回国，一家六口才第一次真正团圆。可这团圆太短，十月，任弼时因脑血管破裂去世，年仅四十六岁。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把斯大林赠给他的吉姆一五零轿车交给公家，也交出软床、钢琴，连女儿骑的自行车都没有留下。 她生过九个孩子，只活下来四个，多数孩子没在她身边长大。 特殊年代里，她差点受冲击，毛主席说，陈琮英不能动，她是党的无名英雄。她活到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享年一百零二岁。晚年的她不摆资历，不拿苦难换掌声，只把日子过得很素，像旧衣角上一枚针脚，细小，却牢牢缝在那段风雨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