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的一天中午，军统湖北站正在午休。大门没锁，岗哨松懈，谁也没想到会有不速之客。一个穿军装的人黑着脸走进来，径直穿过院子，推开办公室的门。屋里坐着站长朱若愚和几个特务，还有情报处长杨若琛。来人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对准杨若琛，一枪毙命！“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下场。”说完，转身扬长而去。 1938年武汉正处于抗战关键阶段，空气里到处是紧张气氛。那天中午军统湖北站发生的事，让很多国民党内部的人都暗自吃惊。 钱大钧作为航空委员会负责人，直接进去处理了情报处长杨若琛。这件事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前期积累矛盾的结果。武汉当时是临时陪都，空军作战压力大，日本飞机频繁空袭，中国空军装备和数量都处于劣势。 钱大钧负责指挥作战，4月29日的空战中部队打得比较硬，但也暴露了不少实际困难。杨若琛作为军统湖北站情报负责人，负责收集军政情报，整理上报的内容涉及空军指挥安排。这些报告通过戴笠系统送到上层，引发了直接冲突。 国民党内部情报系统和军方将领之间，本来就存在监控和被监控的关系。军统擅长收集各种情报，包括将领的指挥细节和个人行为。杨若琛多次上报涉及钱大钧的内容，焦点集中在飞行路线和资源使用上。 钱大钧是黄埔出身，西安事变时有救驾经历，在蒋介石身边任职多年，资历深厚。他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时，正赶上武汉保卫战前期的空中作战。 空军每次出动都关系到民心和士气，指挥决策需要兼顾实战和政治影响。情报报告把这些内容打包上送，在当时环境下容易被解读为针对性动作。钱大钧选择直接回应，反映出军中高层对情报监控的强烈不满。 这件事发生在1938年6月，武汉会战即将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国民党军队正全力组织防御，日军推进速度快，资源短缺问题突出。钱大钧指挥空军时，下达的指令包括战机起飞和迎敌安排，这些在执行中产生不同看法。 杨若琛的情报工作是军统常规任务，收集前方动态上报重庆。类似情况在其他战区也有，但这次因为涉及空军和武汉陪都地位，影响更大。 事件后，消息在军政圈快速传播。蒋介石对钱大钧的处理没有严厉追究，继续让他负责航空事务。这显示出高层在平衡军方和情报系统时的实际考量。戴笠领导的军统虽然实力强，但面对黄埔系将领时，也需要顾及蒋介石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