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鼓吹“人工智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有必要与日本进行经济统合”。】4月28日，综合韩联社、中央日报等韩媒报道——当日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在出席于首尔汝矣岛国会议员会馆举行的题为“美中人工智能技术霸权竞争中的大韩民国成长战略”的韩中议员联盟第一届政策研讨会上，以“力量直接成为规则的时代，单一国家的经济规模难以应对美中”为基点，提出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与日本进行经济整合的必要性。作为讲师出席的崔泰源在演讲中表示：“人工智能只有拥有工厂才能实现产业化。至少要将千兆瓦（GW）单位的数据中心扩大到10 ~ 20千兆瓦......与其等待完美，不如迅速实行，通过公共需求引导民间投资......在现有职位被人工智能迅速取代的情况下，用法律阻止解雇的方式很难解决问题。有必要制定‘’测定社会价值并进行补偿的新资本主义’等新的应对框架......过去只以金钱来评价成果，但以后要同时评价环境和弱势群体的工作岗位等社会贡献。所谓的‘好事’如果不能正确测定，就不能得到补偿，只有能够测定，才能制定制度......构建数据中心所需的资金、电力、GPU、内存等所谓的‘4大瓶颈’正成为AI扩大的制约因素。作为应对，韩国需聚焦‘速度、规模、基础设施’。”笔者完全赞成崔泰源的上述务实分析和推动AI基础设施发展的主张。 崔泰源在韩国的长期战略视角下提出了韩日经济一体化的设想——“以目前韩国的经济规模，很难制定规则。由于韩国单独的一己之力存在局限性，因此应与日本合作推进经济一体化......如果韩日结合，将形成约6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圈，韩济一体化为基础的‘扩张型经济圈’的增长也将达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二......通过与日本的结合确保一定规模后，可以扩展到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南方模式’和设想与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滨海边疆州等进行经济合作的‘北方模式’。如果确保一定水平以上的市场规模，参与规模自然会随之扩大，周边国家也有被编入更大经济圈的需求。”无独有偶，本月22日，韩国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翰九在东京经团连会馆召开的韩国经济人协会所属韩国经济研究院和经团连共同举办的“复合危机时代的韩日新经济合作”活动会上强调韩日两国应在半导体等尖端产业供应链和能源安全保障方面加强合作。吕翰九还列举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互为宿敌的法德在1950年代以欧洲煤钢共同体为跳板蜕变欧盟的事例表示：“如果将韩国和日本制造业的力量结合起来，将占全球制造业的8 ~ 9%，可以跻身第3位。”去年在韩国的交易比重中，日本只占5%，在韩国海外投资比重中只占1.7%，两国合作的潜力仍然很大。七年前，文在寅政府提出要以反日为旗帜，在原材料、零部件、设备等领域减少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但以美以伊战争产生中东能源危机，世界经济陷入不透明为拐点，韩国政府内部主张韩国和日本应该加强相互合作的呼声不断加大。笔者认为，韩国政府和经济界对韩日一体化似乎越来越热心，但民间依然存在比例不小的根深蒂固的反日左派。当天负责主题发表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副院长安成培一句话点醒国人，他称：“韩日两国有必要扩大在第三国的矿山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共同项目，当务之急是降低稀土类等主要矿物的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度”。一个颇熟悉的味道飘来，但愿不会影响中韩合作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