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区别于南昌起义的三个特点：一，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军是一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掌握的人民军队。 1927年的中国革命，不是慢慢变难的，而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跌进险境。4月12日以后，上海等地风云骤变；7月15日，武汉国民党集团也公开分共。 大革命失败的阴影压下来，许多人这才真正明白，没有自己的武装，只靠口号和热情，革命力量很容易被打散。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就发生在这个转折口。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内枪声响起，这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开端。一个多月后的9月9日，湘赣边界又燃起秋收起义的火光。 两次起义前后相连，却不是简单重复，它们承担的历史任务并不完全一样。南昌起义的意义，在于它把“要不要拿起武器”这个问题推到历史前台。 那一枪打出去，说明共产党人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旧有政治格局里。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参与指挥和行动，使南昌起义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极有分量的一页。 可是，从军队来源和当时环境看，南昌起义仍带着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的痕迹。起义部队主要来自党掌握或影响的军队力量，番号、编制和政治关系，都没有完全脱离旧军队框架。 贺龙在南昌起义时还未正式入党，后来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细节也说明当时队伍成分较复杂。秋收起义的不同，就在这里显露出来。 它不是继续沿用旧番号，也不是借用别人的政治旗号，而是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工人、农民、革命军，这几个词连在一起，意思很明确：队伍从一开始就要同旧军队区别开来，要成为党直接组织、领导和掌握的革命武装。 这面旗帜在今天看，也许只是历史展柜里的一件文物；但放回1927年的现场，它的分量很重。那时许多群众刚刚经历过失败和镇压，谁来领导、为谁打仗、打到哪里去，都是生死问题。 秋收起义把旗帜亮出来，就是告诉人们，这支队伍不是旧式军队换个名字，而是工农自己的革命力量。第二个区别，是行动目标更加清楚。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背后不是豪言，而是大革命失败后血的经验。南昌起义当然也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但它的后续设想仍然带有继续南下广东、会合革命力量、重新打开局面的考虑。 秋收起义则更鲜明地把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农民群众联系起来。它发动的地区主要在湘赣边界，那里有工人运动基础，也有农民运动积累。 真正改变局势的，是起义受挫后的选择。秋收起义开始后，几路部队遇到强敌，攻打长沙的计划很快变得困难。 如果继续硬拼，队伍可能在强敌压迫下被消耗殆尽。这个时候，放弃原计划不是胆怯，而是对现实力量对比的清醒判断。 1927年9月17日，毛泽东命令各部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停止进攻长沙，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山区和农村发展。 这一步，是秋收起义区别于南昌起义最深的一层。城市很重要，但当时的大城市敌强我弱，革命军缺少稳固后方。 继续盯着城市打，很可能只剩一场悲壮消耗。转向农村，表面上离开了中心舞台，实际上找到了一片能够休整、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空间。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退一步不是失败，而是为了换一条能走得更远的路。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进行了三湾改编。 这次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也注意改善官兵关系。对一支刚刚经历挫折的队伍来说，三湾改编不是简单整队，而是给这支军队重新立规矩、定方向、稳人心。 随后，队伍进入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并不是偶然选中的落脚点，它地处湘赣边界，山高林密，敌人统治相对薄弱，又有一定群众基础。 革命力量在这里扎下来，才有了后来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发展的起点。这样看，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关系就更清楚了。 南昌起义像一声惊雷，宣告共产党人开始用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秋收起义则像一次转向，在受挫之后把革命火种带向农村，把军队建设、群众动员和根据地道路连在一起。两次起义都付出了代价，也都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南昌起义开了头，证明武装斗争已经不可回避；秋收起义往前推进一步，证明革命武装必须有自己的旗帜、自己的组织、自己的道路。前者回答“敢不敢反抗”，后者进一步回答“靠谁反抗、怎样坚持”。 它没有停留在一次军事行动上，而是在失败边缘完成了路线调整。历史上很多事情，不是赢在第一步，而是赢在走错一步后还能及时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