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将一浑身是伤的女子扔到河边，临走时还踢了几脚。突然，一条狼狗扑向少女，少女心想："这次活不成了。"可昏迷前，她看到一双脚靠近自己…… 倒在河滩上的女子叫万爱花，本名刘春莲，原籍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4岁时因家里揭不开锅，被亲生父母卖掉，几经展转来到山西盂县羊泉村，成了一户李姓人家的童养媳。 日子虽苦，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可日军的枪炮进了山西之后，刘春莲的命运就彻底变了。 刘春莲13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秘密党员，担任过村里的妇救会主任、副村长等职，还兼着小区区委委员，在地下联络网里承担着传递消息和组织工作。 正是这个身份，让日军专门盯上了她。 1943年6月7日，日军扫荡羊泉村，刘春莲当天就被带走，押进了距村子16公里处的据点。日军想从她口里逼出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士的名单，白天把她吊起来拷打，夜里则让士兵轮流施暴。 就这样熬了21天，刘春莲趁守卫不备逃了出来，随后把名字改成了万爱花，照旧给山里的联络人送信。 8月18日，正在河边洗衣服的万爱花再次被日军抓住。这一次她还是逃了回来，但安稳没维持多久。82天之后，万爱花第三次落入日军之手，被押进据点后日夜遭受摧残，比前两次更甚。 直到万爱花彻底断了气息，日军才把她装进麻袋，丢到了桂河边的乱石滩上，顺手牵来一条大黑狗，打算就此了结。 狗刚扑上来，一块石头从烂泥塘里飞出，正中那畜生的头。同村的张老汉恰好从这里经过，走近一看，认出是万爱花。 老汉没有多说什么，脱下自己那件破了几处的棉袄把她裹住，把万爱花扛在背上，一步一步挪回了窑洞。那是正月，河滩的风大得很，张老汉自己冻得直哆嗦，但就是没有放手。 万爱花撑过来了，可身体彻底垮了。个头比以前矮了一大截，全身骨头都变了形，再也没有生育的可能。 战后，万爱花流落太原，靠着给人洗衣服、做针线、当保姆维持生计，拉扯大了一个收养来的女儿，取名李拉弟。那段往事，万爱花本来打算一辈子不开口，就那么烂在肚子里。 199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东京专门举办了一场慰安妇国际听证会。 万爱花走上去，当众解开衣衫，把全身的累累伤疤暴露在所有人面前，用自己残破的身体做证据，一字一句讲出了那段经历。 在无数被日军蹂躏过的中国女性之中，万爱花是第一个站出来实名公开控诉的人。 那一幕让在场的许多人都沉默了。没有人知道，这个佝偻着背、讲着山西方言的老太太，在开口之前，究竟下了多大的决心。 1995年，万爱花随同山西盂县的李秀梅、刘面换、周喜香、陈林桃等几位幸存者，一道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赔偿损失。 日本法院以诉讼时效已过、个人不得起诉国家为由，将诉求一次次驳回。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同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 前后八次赴日，三轮诉讼，全部落败，万爱花没能等来一句道歉，也没能拿到一分钱赔偿。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追索背后，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山西盂县的乡村教师张双兵，从1982年开始，花了三十余年时间，一村一村地走访，记录下122位亲历过日军侵害的中国女性的口述，整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炮楼里的女人》。 万爱花的遭遇能够被完整保存在案、最终站上法庭，与张双兵长年的记录和奔走分不开。 2013年，万爱花在太原家中去世，享年84岁。日本政府的道歉，到死都没有来。那些年她反复说的一句话是，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他们做了，就不能不认。 2024年4月，养女李拉弟与另外17位受害者家属，将诉状送到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是中国籍受害者群体32年追索以来，第一次在中国本土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那张诉状的名单上，万爱花的名字赫然在列，案件还在审理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