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1年，新四军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找到参谋刘奎，对他说：“部队要过江了，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刘奎看了一圈周围，问：“队伍在哪？就我一个人？”李志高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着地上的两副担架：“算上你，一共三个。那两个是重伤员，交给你了。” 1941年，皖南的山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沉重。新四军主力正收拾家伙，准备偷偷过江北上。 作战科长李子高找到31岁的刘奎，拍拍他肩膀说：“部队要走了，上级点名让你留下来坚持。”刘奎一听就愣了：“就我自己？”科长摇摇头：“还有两个重伤员。” 刘奎在战场上滚了快十年，枪林弹雨见得多了，可这一回他真沉默了。两个重伤员，一片敌占区，村村口都有敌人的眼线，这哪是打游击，简直是拿命跟死神掷骰子。 可他咬咬牙，没吭声，接下了这个硬邦邦的任务。主力走的那天，刘奎站在山头看队伍消失在云雾里，转过身头也不回地下了山。 天擦黑，在交通员接应下，他终于找到李建春和黄诚。三个人抱头痛哭，能在这种时候活着碰面，已经是老天开眼了。 李建春腿上中弹，黄诚背上带伤，都动弹不得。接下来的日子，刘奎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白天满山找吃的、挖草药，晚上背着两人转移躲藏。山里四月还冷，三个人挤在一个山洞里，靠着一条薄毯子熬过了一个个长夜。 等伤员慢慢养好，队伍从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他们开始分头跑村串户，白天躲在密林深处，晚上摸到村边敲窗户，悄悄告诉老乡：新四军没走，还在皖南坚持。一开始没人敢开门，国民党贴了告示，谁敢接济新四军就全家连坐。 可敲的次数多了，总有胆子大的从门缝里塞出个红薯或半块糠饼。消息传开，五个山里汉子扛着锄头镰刀找上门，说要跟着干。队伍一下成了八个。 可武器呢？刘奎手里就一支从突围路上捡来的步枪，子弹不到二十发，其他人全靠农具撑场面。后来有人从山里捡了支破枪送来，刘奎苦笑着试了试——能不能打响都两说。 转机来得突然：情报说旌德县庙首镇伪乡公所刚换了批新枪，那个伪乡长江端是当地一霸，反共特别积极，皖南事变后亲手杀过新四军伤兵。 刘奎决定去“借”这批枪。动手前，他们先在公路边设伏，几个押送壮丁的伪军晃晃悠悠走进埋伏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锄头把顶住后脑勺。换上伪军衣服，几个人大摇大摆走进伪乡公所。 那是1941年7月9日，农历六月十五，黄昏时分，伪乡长江端正喝茶，看见“自己人”进来还热情招呼。 刘奎凑上去搭话，聊着聊着，手里的短刀就扎进了江端大腿。江端疼得当场求饶，其余伪军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缴了械。不到十分钟，二十多支枪和好几箱子弹到手。 这一仗打完，刘奎的名声一下传遍山沟。第二天，老百姓奔走相告：刘奎带人端了庙首乡公所，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江端被扎了一刀，吓得尿了裤子。 消息传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正在向顾祝同拍胸脯保证皖南已无一新四军的参谋长陈淡如，当场被骂得狗血淋头。 顾祝同拍桌子问：你不是说清干净了吗？庙首那一枪是谁打的？陈淡如哑口无言。回到皖南后，他贴出悬赏布告：报刘奎下落赏洋五万，活捉刘奎赏洋十万，后来又涨到二十万、四十万。 可布告贴出去没两天，他坐轿子路过樵山，被刘奎的游击队打了伏击，右腿挨了一枪，吓得再也不敢出门。“打不死的刘奎”这个绰号，就从那时传开了。 老百姓传得更神：说刘奎走路带旋风，能刮倒房子；说他有把宝刀，一刀杀俩坏蛋。其实刘奎就是个普通人，个子不高，瘦瘦的，说话慢条斯理，但命特别硬。 1941年底，游击队发展到三十多人，正式挂上黄山游击队牌子，刘奎任队长。到1942年，队伍扩大到上百人，打乡公所、炸碉堡、除汉奸，搅得敌人坐立不安。 敌人急了眼，想出个阴招：派伪军假扮新四军，夜里下乡敲门，说是刘奎的人要口吃的，哪家开了门，第二天就被抓走。几回下来，老乡们不敢接济游击队，见了穿灰军装的掉头就跑。 刘奎的补给线彻底断了。没办法，只能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刘奎自己只带一个班，钻进深山找吃的。 那天晚上，他们在山上破庙里宿营，天冷得出奇，战士们挤在一起取暖。半夜，刘奎出来查哨，刚迈出几步，枪声就响了。 敌人上来了！他下意识喊了一嗓子，却暴露了位置。子弹像雨点一样砸过来，刘奎大腿上挨了一枪，血顺着裤腿往下淌。 黄诚冲过来要背他走，刘奎拔出枪顶在他胸口，命令他带人突围。刘奎拖着伤腿，一点一点往山顶爬。敌人越追越近，火把光亮把山林照得通明，喊声震天：活捉刘奎！赏大洋两千！ 刘奎爬到断崖边，回头开了几枪，撂倒最前面几个。身后是万丈悬崖，深不见底，前面是黑压压追兵。 他没有犹豫，纵身一跃。树枝划破脸，积雪灌进脖子，下落过程中撞上一棵从崖壁伸出的松树，巨大冲击力让他当场昏死过去。 这就是那段岁月里的一个片段。不管环境多恶劣，不管敌人多凶残，总有人为了心中那口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韧和勇敢，汇聚成了那个年代最深沉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