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营长被青海西宁牧民扣押为奴隶！1950年，我军正在青海西宁宣传政策，一牧民老汉找到组织，说道："我叫廖永和，是当年西路军的红军营长，我要归队。" 宣传队的战士打量着眼前这个衣衫破旧、说话夹杂着蒙古语的老汉，没人相信他说的话。直到廖永和蹲下身，用手指在地上一笔一划画出倪家营子、高台城墙和祁连山隘口的位置，众人才慢慢沉默下来。 时间要拨回到1936年底。 那一年，西路军约两万余人渡过黄河，踏入河西走廊。廖永和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是这支部队的主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全军约七千人。西路军的任务是打通国际联络线，向西开辟根据地。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马步芳集结的数万骑兵。 1937年1月，西路军兄弟部队第五军攻克高台。军长董振堂深知高台的战略价值，率三千将士死守孤城。马步芳随即调集两万余人将高台团团围住，炮火昼夜不停。 城内红军用大刀、梭镖、冰块迎敌，连续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坚守了整整八天。 1月20日，城墙终于被轰塌，敌军蜂拥而入。董振堂穿着一件破毛衣，端着手枪与敌人巷战到最后，壮烈牺牲，时年四十二岁。三千将士几乎无一生还。 高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倪家营子时，廖永和所在的第三十军正陷入另一场更漫长的苦战。马步芳将主力调转方向，以五个旅的兵力将西路军主力围困在倪家营子一带的四十三个堡寨里。 这场围攻持续了将近四十个昼夜，西路军与敌人先后交战数十次，毙敌近万，但自身伤亡同样惨重，兵力从数万人锐减至不足万人。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廖永和右腿中弹，伤口很快感染，高烧持续不退。部队转移时，廖永和体力不支，脱离了主力。身边只剩十一名战友，藏进祁连山脚的山洞。 冬天的祁连山冷得出奇，没有粮食，战友们靠煮皮带、啃树皮勉强撑着。一些人先后倒下，廖永和让剩下的人先走，只留下一个叫火娃子的十四岁少年陪伴。 两人在山洞里熬过了最难的一段日子，靠着从狼嘴里抢来的残骨煮汤充饥。后来一位蒙古族妇女发现了这里，悄悄送来羊奶和草药。 廖永和的伤慢慢好转，却没想到这位妇女的丈夫随后找上门来，看廖永和身形壮实，认定是个好劳力，强迫廖永和签下卖身契。 从那天起，廖永和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奴隶生活。 与此同时，西路军的主力在梨园口遭到最后的覆灭。1937年3月，西路军残部突入梨园口，第九军千余人几乎拼尽，第三十军损失同样惨重。 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和主席陈昌浩在石窝山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残部就地分散游击。 此后，只有政委李先念率领四百余人沿祁连山西进，历经四十多天抵达新疆。两万西路军，最终生还者寥寥。 被俘的西路军战士，命运同样凄惨。马步芳将数千俘虏押往西宁，其中两千余人在城外南大滩遭到集体屠杀，手段极为残忍。 剩下身体尚健的，被编入所谓"补充团"，充作苦役，为马家军修桥筑路。兰西公路和惠宁桥，据记载均有西路军俘虏的血泪在其中。 廖永和不在这批俘虏之列，却以另一种方式承受着同等的屈辱。 放牧、砍柴、挨打，三次出逃，三次被抓回，每次换来的都是更重的惩罚。有一回被捆在拴马桩上痛打，肋骨断裂的声音把羊群都惊散了。廖永和咬牙忍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 1942年的一个冬夜，帐篷外传来一段跑调的《国际歌》，那是廖永和当年教火娃子唱的安徽版旋律。廖永和撩开帐门，发现来人竟是当年护送火娃子离开的通讯员。 通讯员告诉廖永和，火娃子已经在肃北县做了干部。两人相认，廖永和从通讯员手里接过半张油印模糊的《解放日报》，如获至宝，藏在佛龛底层，每天跪拜时都要摸一摸。 就这样又熬过了几年。1949年，青海解放的消息终于传来，廖永和趁夜偷了一匹瘦马，连夜奔向湟中县，找到了解放军的宣传队。 那时的廖永和，汉语说得磕磕绊绊，蒙古语倒是流利得很。宣传队的战士起初以为他是贫苦牧民，还塞给他几块银元。 廖永和没有接，解开衣服，露出遍布鞭痕的脊背，指着地上画出来的那张作战地图，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是红军。 身份核实的过程并不顺利。西路军的档案残缺，许多战友早已不在人世。关键时刻，一位老战士认出廖永和，回忆起永昌城头廖永和亲手分发干粮的那个场景。 就凭这段记忆，廖永和的党籍和军籍才最终得到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