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得知跟踪自己的特务生病，特地给他送药，却意外得知重要情报。1946年，耿飚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北京饭店。猛然地他发现门口盯梢的特务由三个变成了两个，于是他走了过去问道另外那个特务去哪了。本来，耿飚以为另一个人被调走了，想着探出点什么情报，谁知就是这么随口一问，却牵出了一个大情报。 主要信源：（凤凰网——耿飚父女传奇：给毛泽东送老虎给特务送药(图)） 1946年春，北平城里国共两党的和谈正处在紧绷的弦上。 北京饭店作为军调人员的驻地，里里外外布满了眼线。 共产党的代表耿飚刚到不久，就发现自己无论去哪儿，身后总跟着几个甩不掉的“影子”。 这些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装成黄包车夫、卖报的、修鞋的，一天到晚在饭店周围打转。 耿飚心里有数，他不慌不忙，反而把这当成每日的“功课”。 每天出门，他都会站在饭店门口，像是随意看街景，其实是在心里默默“点名”。 那个戴破皮帽的今天还在街角，那个啃烧饼的又迟到了，楼梯口那个高个子怎么没来？ 日子一长，这些特务的长相、换岗时间、甚至一些小习惯，耿飚比他们自己人记得还清楚。 没过多久，耿飚就发现那个总在东侧楼道口晃悠的高个子特务，连续好几天没露面了。 他装作不经意地和门口另一个盯梢的搭话，对方说那人生了疟疾，在家躺着呢。 耿飚听了，没多说什么，心里却有了主意。 第二天下午，耿飚去药铺买了一包治疗疟疾的奎宁，按照摸清的地址，找到了那个特务住的小胡同。 开门的高个子特务脸色蜡黄，看到耿飚站在门外，手里还拎着药，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没想到这个自己整天跟踪的人，会知道他病了，还亲自上门送药，耿飚进了屋，屋里很简陋。 他没说别的，把药递过去，问了问病情，还聊起了家常，问起他老家的情况。 或许是很久没人这样问过冷暖，也或许是生病时人格外脆弱，这个特务渐渐放下了防备。 他叹着气，说起干这行也是混口饭吃，上头并不把他们当回事，病了也没人管。 对比眼前这位“对手”的举动，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当耿飚把话题引到他们的工作上，问起是不是也用同样方法监视叶剑英时，特务脱口而出：“那边可不只是盯着了。” 说完他才意识到失言，眼神有些躲闪，耿飚没有逼问，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特务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听说在叶剑英住的翠明庄那边“装了东西”，是技术活，他们底层的人接触不到详情。 这个信息让耿飚心头一紧，翠明庄是中共谈判代表的重要驻地。 如果被安装了窃听设备，那么所有的谈话和策略都可能暴露。 他不动声色地安慰了特务几句，让他好好养病，便起身离开了。 回去后，耿飚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汇报。 经过秘密而仔细的检查，技术人员果然在翠明庄一个房间的墙壁里，发现了隐藏的窃听器。 为了当场揭穿对方，中共方面没有立即拆除它，反而利用它传递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假消息，麻痹对方。 几天后，在一次三方人员都在场的场合，中共代表直接领人来到那个房间，当众从墙里取出了那枚窃听器。 现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顿时面色尴尬，哑口无言。 这次当众揭露，不仅挫败了对方的窃听企图，更在谈判中赢得了主动。 让国民党方面破坏和谈的小动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件始于一次送药的小事，最终撬动了谈判桌上微妙的平衡。 它展现了在尖锐对立的环境中，一种基于常情常理的人性举动，有时能意外地打开局面。 完成这件事的耿飚，并非一个天生的外交官，他的本领是在更严酷的战场上练就的。 耿飚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就到铅锌矿当童工，受尽剥削。 后来他参加革命，从游击队干起，作战非常勇猛，得了“耿猛子”的绰号。 红军长征时，他带领部队作为先锋，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他指挥一个团顽强阻击了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为中央纵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 在枪林弹雨里，他负过伤，流过血，是从最底层一步步拼杀出来的将领。 正因为经历过严酷斗争，他更懂得斗争不仅仅是硬碰硬。 北平军调部的工作，是他从军事指挥转向外交斗争的开始。 面对特务的严密监视，他采取了外松内紧的策略，表面上轻松自如。 甚至有时故意用开车兜风、看电影这样的方式迷惑对方，实际上心里对对方的布控了如指掌。 发现特务生病后送去药品，这一举动看似出乎意料，实则是他基于对人心的洞察所采取的行动。 在冰冷的政治对峙中，一丝恰到好处的温度，往往能融化戒备的坚冰。 这次成功获取情报并反制窃听，让上级看到了耿飚在复杂局面下沉着应变、善于攻心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战场上的猛将被派往国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 在全新的外交舞台上，他直率、坦诚的风格，反而赢得了一些外国政要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