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1985年11月25日，中国外交信使何存峰和杨水长两人从北京出发，途中在旧金山转机，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纽约。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护送两只外交邮袋，里面装着重要的绝密文件。 这些文件对国家外交工作有关键作用，外交邮袋按照国际惯例受到保护，不能随意打开或扣留。何存峰作为外交信使，负责确保文件安全送达目的地。 杨水长是他的同事，两人一起执行这次运送任务。在飞行过程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后发现杨水长和邮袋都不见了，只剩下空袋子留在座位上。 他立刻在客舱内寻找，但没有找到人或邮袋的踪迹。后来发现杨水长带着邮袋躲了起来，并向美方申请了政治避难，想要把邮袋带走。这件事让整个飞行任务陷入被动局面。 何存峰向机长提出交涉，要求归还外交邮袋。他说明了自己是外交信使的身份，并且指出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邮袋享有豁免权，任何人都不能扣留或侵犯。 美方一开始态度很强硬，拒绝了他的要求，还以飞机引擎故障为借口，把飞机临时降落在芝加哥机场，而不是原定的纽约。这次改降明显是为了处理杨水长叛逃和邮袋的事宜。没有中国领事馆在芝加哥接应，情况对何存峰非常不利。 他坚持不让步，堵在过道上不让人员随意行动。美方后来有移民局和国务院的官员登机，对他进行施压，想让他放弃要求。 但何存峰反复强调外交邮袋的特殊地位和国际公约的规定，指出如果邮袋出现问题，美方要承担全部责任。经过长时间的僵持，美方最终同意归还邮袋。何存峰检查后确认铅封完好，文件没有被动过。 这次事件中，杨水长选择叛逃的行为给国家造成了潜在风险。他之前就可能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想把邮袋带到台湾去换取好处。但美方在利用完他的价值后，并没有提供长期支持。 几年之后，有人看到杨水长在纽约的街头生活很困难，住在难民营里，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好，三十多岁的人看起来苍老许多。叛逃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想的美好结果，反而让他陷入困境。 何存峰在整个过程中坚守岗位，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外交尊严。回国以后，他因为这次出色表现被记了一等功，工资也连升两级。这件事反映出外交信使工作的高风险和高要求，他们需要在各种复杂情况下保护好携带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