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雪麟：1985年四月下旬，国家队的训练场上，队员们历经了雨雪风霜的磨砺，动作愈发迅捷利落。九月初，亚洲杯预选赛在广州拉开帷幕，我们以1:0战胜卡塔尔队，拿下了小组第一。 之后，队员们便各自返回原籍，参加足协杯的比赛。出于利弊的考量，我再次向足球处和训练局的领导提议，希望国家队队员能不参加此次足协杯赛，却得到了“已经做了决定，就按原计划来”的答复。足协杯赛事结束后，队员们立刻在武汉集结，加紧训练。集训还不到一周，队伍便出战第一届安保杯，最终取胜，拿下了亚洲杯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 从五月开始，国家队便接连征战各类赛事，先是打亚洲杯预选赛，回来后参加长城杯，没多久又远赴西德和罗马尼亚进行访问比赛。十月下旬，我们回到北京，出战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队伍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小组第一。半决赛对阵科威特队，赛场之上比拼异常激烈，比赛也打得十分精彩，队员们攻守兼备，状态拉满，眼神里透着必胜的光芒，最终以大比分击败了科威特队。 赢下比赛后，队员们瞬间欣喜若狂，有说有笑，仿佛卸下了压在心头许久的千斤重担，开心得浑身都轻飘飘的。当晚，国内球迷的电话、电报便源源不断地涌来，国家体委的贺电、远洋海员发来的电报、当地华侨的祝贺电话…… 一时间，连周围的空气都充满了喜悦的气息。我们察觉到这样的状态恐怕会出问题，便把队员们房间的电话全都掐断了，可大家心中的兴奋劲儿，却怎么也压不住。结果队员们一夜无眠，到了第二天，就连简单的热身活动，大家都提不起精神。 亚洲杯决赛的对手是沙特队，他们不仅比我们多休息了一天，还能坐在一旁“坐山观虎斗”，看我们和科威特拼杀。对此，亚洲足联秘书长也直言“比赛的日程安排不太合理”“应该让两支决赛队伍享有平等的比赛机会”。 决赛当天，队员们一上场就状态萎靡，毫无斗志，反应也十分迟缓，我在心里暗叫：完了。客观上来说，我们比对手少休息了一天，身体处于疲惫状态；主观上，队员们因为半决赛的大胜太过兴奋，心态也变得松懈，甚至想着“反正保底也是亚军”，觉得“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而我自己，也低估了这场决赛的困难。面对顺境之后的考验，我们这支队伍竟束手无策，这或许正是队伍前进路上出现的新问题、新苗头。如果说比赛时我只是隐约察觉到了一些问题，那回国之后，我便清晰地看到了这股不好的势头。 回国之后，尽管这次亚洲杯之旅算不上真正的凯旋，但大家依旧沉浸在取得好成绩的喜悦中。不久后，我们便返回昆明，开启冬训。也就是在这次冬训中，我发现队员们身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人开始抱怨训练辛苦、喊累，有人的电话、家信突然多了起来，还有人直白地流露出思乡之情，以及对女友的挂念。 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觉得情况不妙。老话说得好，军有归心，必无斗志。这些潜藏在队员心中的念头，正是队伍发展的潜在危机。我的心再次沉了下来，心中满是忧虑与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