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冀南军区开会时，参谋万怀臣提到一个情报：山东武城县有座伪军炸药厂，设备是日本货，每个月能产上千枚手榴弹，骑兵团团长曾玉良听完就说了句：“偷炸药不如端厂子。” 这话一出，屋里安静了好几秒。几个参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这个想法太疯了。那会儿的冀南军区，最缺的就是弹药。手榴弹比命金贵，一发子弹恨不得掰成两半用。万怀臣提这个情报，本意是想派人混进去偷几箱出来，可曾玉良不干，他觉得偷太慢，偷也偷不了多少，干脆一锅端。他这人就是这样，打鬼子的时候从来不怕事大。1937年他从延安抗大出来，分到129师骑兵团，从连长一路干到团长，靠的就是胆大心细。有一回他带着骑兵连夜奔袭100多里，端了鬼子一个炮楼，天亮之前又跑回来，马都累倒了两匹。 曾玉良拍桌子说端厂子的时候，会议室里有人小声嘀咕：“那厂子驻着一个伪军连，好几十号人，咱们骑兵团跑去炸人家兵工厂，这不是拿马刀跟机枪干仗吗？”曾玉良没理这话，他在地图前站了会儿，指着武城县城边上的一个小村子说：“这厂子挨着运河，东边是条沟，北边是片高粱地。咱们夜里摸过去，先把岗哨干掉，炸了机器就走。伪军那帮人，半夜睡得跟死猪似的，听见动静先跑，谁跟你拼命？”他顿了顿，又说：“那些设备是日本的，炸了，鬼子再想建就得从头来。这一票，值。” 后来侦察排长带着几个人化妆成农民去踩了点，把情况摸透了。厂子外面就俩哨兵，围墙也不高，后院堆着成品炸药，前院是车间。伪军连住在一排平房里，离车间有百来米。曾玉良听完汇报，把作战方案定了：半夜两点动手，一排摸哨兵，二排炸车间，三排堵伪军营房的门。他说：“打枪的时候，手榴弹往车间里扔，别往外扔。炸了机器比打死人管用。” 1942年腊月二十四，那天晚上下着小雪。骑兵团把马留在十里外的沟里，人徒步摸过去。岗哨被摸掉的时候，连声都没吭。二排摸到车间门口，发现门锁着，排长王金柱一脚踹开门，手榴弹拉弦就往里扔。轰的一声，火光冲天，车间里的机器炸得稀烂。三排那边更绝，他们没开枪，直接把伪军营房的门用铁丝拧死了，里面的人听见爆炸想往外跑，推了半天推不开，等他们把门踹开，骑兵团的人早撤了。 这一仗，前后不到二十分钟，炸了四台日本造的车床和冲压机，把车间顶都掀了。伪军连有几个人在院子里放了几枪，连人影都没看见。骑兵团这边，连个擦破皮的都没有。撤回去的路上，曾玉良骑着马走在最后头，回头看了一眼，武城那边火光把半边天都映红了。他笑着跟身边人说：“这一下，够小鬼子心疼好一阵了。” 可曾玉良没高兴太久。1943年3月，日军对冀南发动大扫荡，骑兵团被围。突围的时候，曾玉良带着骑兵冲锋，被子弹打中胸口。他从马上栽下来，卫生员冲上去给他包扎，血止不住地往外涌。他抓着卫生员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告诉政委，炸药厂那仗，我打得值。” 那年他才32岁，当了六年兵，打了六年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河北打到山东，身上没一块好地方。他手下的兵，一多半都是冀南的庄稼人，跟着他骑马打仗，把鬼子搅得不得安宁。他死了以后，骑兵团的人抬着他的遗体走了几十里路，硬是把他带回了根据地。那天晚上，全团的人站在村口，没人说话，就听见马在嘶鸣。 后来有人统计，曾玉良在冀南打了多少仗，没人说得清。可他端炸药厂那件事，被人记了一辈子。那年头，一个手榴弹有时候能救一个班的命。他把那个厂子端了，等于断了鬼子一条胳膊。至于那些机器，后来听说日本人又运了一批新的过来，可再也没建到武城。他们怕了，怕半夜又有人摸进来。 解放后，武城那个地方盖了学校，孩子们在操场上跑，谁也不知道底下埋过炸药。可村里老人还记得，说那年冬天，半夜听见一声巨响，天都红了，第二天有人说，是八路把鬼子的厂子炸了。说这话的时候，老人抽着烟袋，眼睛眯着，好像在回想那天晚上的火光。他说，那火光真亮，亮得一辈子忘不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