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国家以 2400 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1980 年，北京东城的美术馆门口，队伍排得老长，没人知道这队伍是什么时候开始排的，但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同一张脸牢牢吸引，那张脸上皱纹深一道浅一道，皮肤红得像是涂了漆，手里捧着一只破口的粗瓷碗，这就是罗中立的《父亲》。 当时罗中立 32 岁，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大三学生，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上 “大龄青年”。他画这幅画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农民真实的样子。 这个念头不是凭空来的，1977 年恢复高考，他以专业双甲的成绩考上川美，之前在大巴山农村待了整整十年，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让他对农民有了旁人没有的感情。 画里这位老农的原型，其实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 1975 年大年三十，罗中立在家门口公共厕所旁看到的守粪农民，那个人在寒风里坐了一夜，就为了守住能种粮食的肥料。 另一个是他在大巴山写生时遇到的一位老人，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样深，手上的老茧比树皮还厚。罗中立把这两个人的形象合在一起，才有了后来震撼全国的《父亲》。 这幅画刚画好的时候，名字叫《我的父亲》，尺寸和当时常见的领袖像一样大，216 厘米 ×152 厘米。 这个尺寸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说他胆大包天，普通农民怎么能用这种规格来画。后来评委吴冠中建议他把名字改成《父亲》，去掉 “我的” 两个字，这样就成了对整整一代人集体形象的描述，这个改动让作品的意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980 年 10 月，这幅画先在四川省青年美展上亮相，1981 年 1 月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直接拿了一等奖。 国家以 2400 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幅画，这个数字在当时不算少，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四五年的工资，但和它后来的价值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中国美术馆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收藏，后来慢慢成了镇馆之宝，现在有人说这幅画价值 3 亿，不过美术馆从来没对外报过具体价格，因为它早就是国家的文化财富了。 画展出后，争议一点没少。最激烈的就是关于老农头上那支圆珠笔的争论。一开始罗中立画的是烟卷，后来有人建议改成圆珠笔，说这样能体现新时代农民的进步性。 罗中立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加上了圆珠笔，但心里一直有顾虑，他怕这个小小的改动会影响作品的真实性。 没想到这个改动成了讨论的焦点，有人说加得好，体现了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变化；有人说加得不好，破坏了农民形象的纯粹性。直到现在，还有人拿这个细节做文章，说这是当时艺术创作里政治和真实的博弈。 还有人批评这幅画，说把农民画得太苦了，脸上全是皱纹，皮肤黝黑，手里的碗还有破口，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 当时《重庆日报》收到了上千封读者来信，足足装了五麻袋，大部分是支持罗中立的，说他画出了农民的真实样子，也有少数人写信批评，用词还带着 “文革” 时期的风格。罗中立后来回忆，那些信里的情感都特别真挚，反映出改革开放后大家发自内心的感受。 这幅画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 1980 年，改革开放刚开始，艺术创作也慢慢从之前的束缚里解放出来。之前的美术作品里，农民形象大多是精神饱满、喜气洋洋的，很少有人像罗中立这样，把农民脸上的皱纹、手上的老茧、衣服上的补丁都画得清清楚楚。 他用的是超级写实主义的手法，每一个细节都画得特别逼真，连老农指甲缝里的泥都看得一清二楚。 中国美术馆收藏这幅画后，它的影响越来越大。1981 年，《中国美术》把它作为第一期的封面，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后来这幅画还入选了国家教材，成了美术课上必学的内容，几代人都是看着这幅画长大的。2015 年，这幅画回重庆展出，美术馆用保护文物的标准来对待它，专门安排了保安 24 小时值守，还控制参观人数，就怕这幅国宝级的作品受到一点损伤。 罗中立后来成了四川美术学院的院长，有人问他后悔卖了这幅画吗，他说从来没后悔过。他说这幅画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他还说，是改革开放成就了《父亲》，如果没有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这幅画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展出，更别说成为经典了。 现在再看这幅画，还是会被深深打动。画里的老农没有说一句话，却用眼神告诉我们很多故事。他的眼睛里有艰辛，有期盼，还有对生活的热爱，这就是中国农民最真实的样子。 1980 年那 2400 元的收购价，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它代表的是国家对艺术的尊重，对真实的认可。这幅画能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不是因为它的价格，而是因为它画出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用汗水养育我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