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湖自尽于北京西城太平湖，在投湖自尽前，他特别舍不得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在出大门前，他走到院子中间，把唯一的孙女小月叫出来，小月刚刚三岁，老舍郑重地向自己的孙女小月说：“和爷爷说再见”， 1966年8月24日清晨，一个67岁的老人从丹柿小院走出来，手里夹着一本书，脚上套着一双崭新的白袜子，他在出门前做了一件事，叫来3岁的孙女小月，轻轻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孩子不懂这句话的重量，他大概正是要找一个不懂的人说。 当天傍晚，他在太平湖边坐下来，湖不大，水很浅，四周长满杂草，夏末的蚊子嗡嗡叫，他就这样坐了整整一天，没有离开，等人们在25日发现他时，衣鞋干爽，身上青紫，肚子里没有水，那双白袜子，一直是干的。 那不是意外，那是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之后，做出的最后决定，压垮他的不是孔庙里的拳头。 8月23日，他在孔庙挨了打，被红卫兵批斗，浑身是伤回到家，他没有叫喊，没有声张，就站在自己家门口，胡絜青过了很久才来开门，态度冷淡，就这一扇门，把他最后一条退路堵死了，他在门外坐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全想完了。 这扇门之所以能把他逼死，不是因为它锁了一下午，而是因为它锁了将近二十年。 1931年，老舍和胡絜青结婚，他比她大13岁，写了上百封情书追她，婚后育有四个孩子，日子有滋有味，外人看来，这是一段教科书式的知识分子婚姻，裂缝是从重庆开始的，抗战期间，老舍去了重庆主持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那里认识了女作家赵清阁。 两人生了感情，胡絜青卖掉房子，千里赶去找他，见了面，老舍对她冷冰冰的，那个瞬间，比任何一句恶言都狠，她把房子卖了，带着孩子千里奔波，换来的是一张陌生的脸，这件事在她心里凿了一个洞，往后二十年，什么都往里漏。 后来老舍去美国教书三年，夫妻又是长期分居，两个人的关系变成了一具空壳，外面还撑着，里头早就散了，所以1966年政治高压一来，那枚埋了二十年的炸弹，终于有了引信。 胡絜青写了大字报，把老舍的婚外情抖了出来，还指控他把《骆驼祥子》版权卖给美国人——那个年代，这顶帽子叫"叛国"，写这张纸的那只手，二十年前也给他缝过衣服、管过孩子、撑起过整个家。 这不是简单的背叛，这是一个受了伤的人，终于等到了可以还击的时机，把多年的委屈全部换成了政治武器，精准地插进了他最软的地方，极端的时代把她心里那把刀磨得更亮了一些，老舍其实早就写过这种死法。 《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离婚》里的老李，都走向了水边，他笔下那些走投无路的小人物，最后在他自己身上兑了现，一个写了一辈子底层挣扎的人，在67岁那年，用了和他小说里相同的结局。 这种讽刺，他大概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他从1899年生在北京一个穷苦的旗人家庭，父亲死于八国联军炮火，母亲靠洗衣裳把他拉大，9岁进私塾，靠资助读书，13岁辍学当学徒，后来考进师范，教书，去英国，回国，写书，成名。 他一辈子写的是最普通的北京人，卖力气的、喝茶的、拉车的、熬日子的，他懂那种被生活磨损的感觉，因为他自己就是从那里长出来的，《骆驼祥子》让他站稳了文坛，《茶馆》让他成了无可争议的大家，那个用一间茶馆装下半个中国近代史的人。 最后在一片芦苇荡里，悄悄结了账，没有遗书，没有声明，只有一个交代不完的再见，和一双不愿沾泥的白袜子，多年以后，胡絜青把丹柿小院捐给了国家，那个院子里的柿子树还在，老舍自己种的，他起了这个名字，说是喜欢满树红柿子的样子，有点土，但踏实。 她捐出去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话，也许那已经是她能说出口的全部，舒乙，老舍的儿子，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整理父亲的手稿、办展览、建博物馆，试图让那个声音不要彻底消失，小月长大后读了爷爷的书，才开始真正懂得那句"再见"背后的意思。 老舍的死，是被国家和家庭同时关上了门的人，走投无路之后唯一剩下的选择，不是软弱，是已经没有任何一扇窗还开着。信息来源：网易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