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得知这个任命后，邓宝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不去甘肃，而是先学习一段时间。毛主席看了来信后，把邓宝珊请到中南海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声传遍神州，一个新国家诞生了。 几乎在同一时刻，远在别处的邓宝珊收到了一纸任命，中央决定，由他出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 消息传来，旁人看来这是衣锦还乡的喜事，可邓宝珊没有立刻动身。 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说自己多年带兵，对地方治理缺乏经验，请求暂缓赴任，先学习一段时间。 这封信没有引来责备，反而让毛主席把他请进了中南海，两人面对面谈了许久，话里话外，都是对甘肃未来的思量。 毛主席之所以如此信任，是因为邓宝珊这个人，早就用行动攒下了分量。 邓宝珊不到十六岁就投身军旅，在乱世里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硬气，但心思并不粗疏。 1924年底，他在陕县办军官传习所，所长和秘书长都是共产党员。 1926年，他请邓小平负责军官教导队的政治教育，还拿出200银元资助邓小平去苏联学习。 这份支持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实实在在的看重。 另一件事更能看出他的胆识和为人。 顺泸起义失败后，刘伯承流落西安，处境危险。 邓宝珊与他素不相识，却让部下送去600银元，又提供了通行证，帮助刘伯承脱身前往南昌。 在那种白色恐怖下，肯伸手拉共产党人一把，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有超越阵营的眼光。 1938年5月，邓宝珊第一次路过延安，本打算悄悄歇脚就走。 毛主席得知后，两次派人去请，希望他多留几天看看。 邓宝珊被打动了，一住就是七天。 第二年他再访延安，和毛主席在窑洞里秉烛夜谈，聊了整整一个通宵。 离开时他对身边人说，毛先生看问题眼光长远，深得很。 真正让毛主席彻底放心托付的，还是解放战争后期那几件关乎大局的事。 1948年8月，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解放军方面进行了关键会谈。 1949年1月，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后来报纸上称他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 这年2月，毛主席又约他到西柏坡商谈绥远问题。 经过他的斡旋，董其武等人在9月宣布绥远起义，宁夏方面，他也参与了劝说工作。 少打仗，少死人，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这是邓宝珊最见功夫的地方。 正因为这份沉甸甸的信赖，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坚持要他回甘肃挑担子。 邓宝珊最终接下了任命。 1950年1月8日，他前往兰州参加省人民政府成立仪式，那时铁路不通，他坐着简陋的飞机，背着降落伞以防万一。 省会尚且如此，下面的州县可想而知，邓宝珊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直接往下面跑。 他去会宁等干旱严重的地方考察，车子陷住了，就下车推，推不动就步行。 年纪不小了，身上还有旧伤，但他觉得，有些事非得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才行。 这样的官，不是摆样子的，是真正扑到泥土里干活的。 同年，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他提交了两份提案，一份是建议创建民族学院，一份是呼吁统一薪资标准。 中央很重视，西北民族学院不久便开始筹建。 时间走到1960年，自然灾害蔓延，甘肃百姓吃饭成了大难题。 邓宝珊心里着急，干脆让人把榆树皮粉和油渣做成渣饼，寄给了毛主席。 身边有人担心这样做影响不好，他却觉得，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会责怪，老百姓的肚子比个人得失要紧。 而在甘肃，与邓宝珊搭档的，正是开国大典时激动落泪的王世泰。 王世泰出身贫苦，很早就投身革命，经历过枪林弹雨，身上带着老战士的坚韧。 接到担任副主席的任命时，他自觉缺乏地方工作经验，但向中央表态，会尽全力配合邓宝珊，建设好甘肃。 这位从陕西洛川走出来的革命者，后来也在铁道等多个岗位上，为国家建设付出了毕生心血。 1968年11月，邓宝珊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他这一生，有过转折，有过艰难，但心里始终装着家国与百姓，后来榆林为他建了纪念馆，老百姓提起他，常叫一声“好省长”。 这称呼不华丽，却格外实在。 历史的长河里，个人的选择与时代的浪潮交织。 像邓宝珊、王世泰这样的人，他们的故事或许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对白，却用实实在在的脚步，在黄土高原上踩出了深深的印记。 这些印记，关乎信任，关乎责任，也关乎一个民族如何在废墟上，一步步站稳脚跟，望向未来。 主要信源：百度百科——邓宝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