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邓亚萍去清华大学读书，第一堂课，老师问她：“你的英语如何？”邓亚萍尴尬的回答：“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1997年的秋天，清华园的梧桐叶开始泛黄。 24岁的邓亚萍背着书包走进英语系的教室，深蓝色羽绒服裹着比同龄人结实些的身材。 她刚刚在曼彻斯特世乒赛上摘得三冠，职业生涯累计十八个世界冠军头衔在手。 可当戴着细框眼镜的女老师用平缓的语调问“你的英语基础怎么样”时，这位在赛场上杀气腾腾的冠军，手碰倒了桌上的保温杯。 盖子滚落在地的脆响里，她站起来，声音清晰地说自己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不是谦虚，是事实。 她能哼唱ABC歌，但单个字母摆在眼前，还得在心里默数一遍歌谣才能对上号。 那个“认不全”的措辞很精确，也让她在满是十八九岁应届生的教室里，显得格外突兀。 这种突兀感于她并不陌生。 五岁起，父亲就牵着她去文化宫的木球台边，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因为身高只有一米五，她曾被省队拒之门外，是父亲带着她一次次试训，靠速度和一股狠劲，硬是在十三岁那年踢开国家队大门。 训练馆的球台常年被汗水浸得发亮，她练就了快、狠、准的打法，用连续八年的世界第一，回应了所有关于身高的质疑。 可如今，面对完全陌生的语言体系，过往所有用汗水换取奖牌的经验突然失效。 站在领奖台上听国歌是一种挑战，坐在教室里听不懂讲课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窘迫，后者关乎智力，且无处发力。 她开始把乒乓球台上的那份“狠劲”原样搬到书桌前。 随身听里循环播放小学英语磁带，食堂排队时耳机也不摘下。 室友曾见过她深夜伏案，一个单词抄写二十遍，奥运金牌用红布包着，静静压在枕头底下。 有人不解，觉得世界冠军何必如此辛苦。 但她清楚，金牌是过去的勋章，而眼前的空白，必须靠一笔一划去填满。 第一个期末，英语考了61分，刚及格。 她把成绩单贴在床头，旁边是巴塞罗那奥运夺冠的照片。 有人觉得分数不好看，她只问，你觉得明年这时我能考多少。 第二年，她拿到了85分。 时间被切成紧密的块，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全用来“啃”书。 压力最大的时候，头发大把脱落，医生诊断是过度劳累。 她没停，只是把每天学习的时间拉得更长。 1998年，她争取到去剑桥短期进修的机会。 在异国他乡，困难变得具体而生动手势，去邮局填表需要比划，骑自行车上学会迷路。 这些磕绊反而成了最好的老师，逼着她把死的单词用成活的语句。 她住进寄宿家庭，拼命参加英语角，抓住一切机会磨嘴皮子。 2001年，她不仅拿到了清华的英语学士学位，还站在了莫斯科申奥的演讲台上，用英语陈述观点。 同年，她考入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女性体育发展。 面对课堂上的西方教授与同学，她直言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常带偏见，这份基于事实的坦诚反而赢得了尊重。 2003年，她向剑桥大学博士项目发起冲击，研究方向是奥运品牌价值。 家人劝她别太拼，彼时她已怀孕生子，但学习一天未曾中断。 从1997年到2008年，整整十一年。 那个在清华课堂上为26个字母面红耳赤的退役运动员，在北京奥组委的工作中，已能用英语流畅回答外国记者关于场馆资金的刁钻提问，其专业表现被《泰晤士报》记录。 后来，她转型体育产业投资，在新的领域继续开拓。 她的故事里没有戏剧性的顿悟，只有极其朴素的道理：承认自己不懂，是开始懂的第一步。 她很少抒情，说的都是具体的事，单词怎么背，听力怎么练，那些觉得自己很笨的时刻如何熬过去。 就像她打球时，认真打好每一板，拼命拿下每一分，学习时，每天做一点，不多，但每天都做。 从球台到书桌，从冠军到博士，场地换了，对手变了，但那股“不服输、肯吃苦”的心气，始终是翻越任何高峰的唯一倚仗。 她让许多人看到，辉煌可以成为起点，而非终点，人生的赛场辽阔无比，只要肯开始，任何时候都不算晚。 主要信源：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专访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