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再给负伤被俘义勇军战士上刑，拿布盖到面部倒水，让其窒息。反复用刑，这名战士始终不屈服，没有出卖同胞。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路轨，随即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东北三省就此沦陷。吉林农安的这个农民，当时还扛着锄头种地，完全不知道这场爆炸会把他的命运彻底掀翻。 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推行"粮谷出荷"制度，强行低价征购东北农民的粮食，拒绝配合者轻则毒打，重则杀害。这个农安农民的父亲没有低头，被关东军活活打死，家也烧了。 这种事在当时的东北不是新闻——14年间，日本从东北掠走粮食超过1.2亿吨，无数家庭在这套制度里垮掉。 "被压迫的人若是没有血性，压迫只会越来越重。"这句话放在这里并不夸张。 这个农民放下农具，加入了当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这支队伍没有军饷，武器靠从日军手里抢，队员里有农民、有猎户，大多数人和这个农民一样，是被关东军逼到了绝处才拿起枪的。 关东军对付这些散布山林的义勇军，有一套系统性的办法。1934年起，日伪当局开始强制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在间岛、奉天、滨江等抗日武装活跃的地区，强迁农村居民进入四面围墙、铁丝网密布的集中住区，严密管控粮食和物资流通。 到1939年，东北已强制建立集团部落超过一万三千个，五百万民众被迫迁移。义勇军与民众之间的补给线就这样被一刀切断，每一处隐秘营地、每一点粮食储备，都变得无比珍贵。 也正是在这种处境下，这个农民执行了一次袭扰日军据点的任务。撤退途中，关东军的流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他没有跟着队伍走，而是主动留下来掩护战友转移，最终落入关东军手中。 关东军审讯人员认定这个人了解义勇军的营地位置和物资藏匿点，直接动用了水刑。根据吉林省学者王宜田历经十年整理的研究资料，东北沦陷期间日本酷刑共分34类，总数超过500种，水刑仅灌凉水一项就有33种不同的方式，包括掺煤油、掺辣椒水等变体。 关东军参谋本部制定的《俘虏审讯要领》中明确规定，拷问手段要"不留伤害痕迹，但痛苦持续性强"。水刑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反复制造窒息感，在生理极限边缘不断来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后已将此类酷刑列为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之一。 腹部的枪伤还没有处理，水刑带来的窒息一次次把这个农民推向昏迷的边缘。关东军的逻辑很简单：任何人都有极限，撑不住就开口。这套逻辑在东北用了很多年，也确实让不少人崩溃过。 但这个农民没有说话。 他心里清楚，义勇军的营地和物资在"集团部落"的围剿之下有多难得，开口的代价是数十个战友的性命，是整片山林里还没有熄灭的抗日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