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边塞的一场战斗中，前锋弓箭手只带了三十支箭，上了阵只用了不到一炷香时间就射完了，敌军还在冲，自己的箭袋却空了，后头补给的兵走得慢，马车陷在沙地，运箭的脚夫全乱了套。 将领没有下令后撤。军令已明，阵线不能松。弓箭手拔出腰刀，盯着越来越近的敌骑，心里明白，再多的勇气也抵不过箭袋的空空。那一刻，问题不在胆气，而在箭从哪来。 类似的困局并非偶发。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在北平城面对李景隆围攻时，也曾被箭矢耗尽逼到墙角。《明太宗实录》记载，城上守军昼夜射击，数日之内库藏见底。 朱棣下令拆城中民舍取木制杆，又命士卒夜间出城捡回射入壕沟的旧箭，修整再用。北平守城之战持续到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即位前夕），箭矢成了守城能否撑住的关键。 朱棣并未盲目要求万箭齐发，而是严格限制放射轮次，让弓手集中火力压制攻城梯。有人在军中私语，说射得太快，等于自断退路。 北平的情形并不是孤例。更早的襄阳之战，自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代末）延至1273年，守将吕文焕据城抵抗元军。围城时间拉长，宋军弓弩消耗巨大。 《宋史·吕文焕传》提到，城中工匠昼夜制箭，铁料不足，只能反复回收旧镞。忽必烈则在至元十一年（1274年）之前已命西域工匠造回回炮，减轻对弓箭压制的依赖。 襄阳陷落，并非弓弩不利，而是资源被慢慢磨光。 有人以为蒙古骑兵箭囊充足，可以无所顾忌。事实上，《元史·兵志》记载，每骑常备数十支箭，战后须清点回收。 成吉思汗在1219年出兵花剌子模，远离草原补给线拉长，攻城阶段不得不结合投石机。单靠骑射难以支撑持久围攻，这在《蒙古秘史》中亦有旁证。 战场胜负常常取决于谁还能再撑几日，而不是谁一开始射得更猛。 清代也没有摆脱这个难题。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西北道路漫长，八旗与绿营骑兵仍以弓箭为常用兵器。 《清史稿·兵志》记载，步兵常配三十支箭，骑兵四十支，将官五十支。康熙在乌兰布通交战前，命军中控制射击节奏，三轮之后由刀兵接战。并非弓力不足，而是后勤不能久耗。 回到明代边塞的战阵，将领望见前锋箭尽，仍未下令退却。因为一旦后撤，敌骑便可撕开口子。补给车终于赶到时，已有数名士卒负伤。运箭脚夫从沙地里推车出来，汗水和沙土混在一起。 那一刻，没有人谈论勇武，所有人只关心箭袋是否重新鼓起。 《明史·兵志》记载，一支军用箭成本不低，制作需铁匠、木匠配合。宋代文献中提到三人两日不过百余支，效率有限。 战争一旦延长，箭的生产速度往往跟不上消耗。北平守城时，朱棣曾责成工部匠人加紧制箭，若延误军需，按律治罪。制度背后，是对资源的精细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