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回到家，妻子眼神冰冷陌生：“大叔，你找谁？”于敏转头看向身后，喉头哽咽：“你叫我大叔？” 谁能想到，这个被妻子称作“大叔”的男人，不过才34岁。离家一年多，他像变了个人似的——头发大半花白，胡乱贴在额前，眼角爬满细密的皱纹，皮肤被风沙和熬夜熬得黝黑粗糙，身上的中山装洗得发白，肘部还打着补丁，沾满了尘土和油渍。 那一刻于敏站在自家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抬起来。 他从西北回来，坐了三天火车，硬座，没合眼。一路上他想过无数种推开家门的场景——孩子们扑上来叫爸爸，妻子笑着接过行李，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他想得心里热乎乎的，嘴角忍不住往上翘。 可真站到门口了，倒有点不敢敲门。 这一年在戈壁滩上，他几乎忘了家是什么样子。那些日子，白天跟数据较劲，晚上跟演算纸较劲，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了接着算。食堂的馒头硬得能砸死人，他就着凉水往下咽。头发什么时候白的？不知道。皱纹什么时候爬满脸的？没注意。他就记得有一回，算到第三天凌晨，眼前一黑，直接栽地上了，同事把他扶起来，他摆摆手说没事，接着算。 那时候心里就一个念头：得算出来。得抢在别人前头算出来。 现在算出来了，他回来了，站在家门口，心跳得比算数据时还快。 门开了。 一个女人探出半个身子，眼神从他脸上扫过，愣了一秒，然后客客气气地问：“大叔，你找谁？” 于敏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他想说“是我，我是于敏”，想说“我回来了”，想说“玉芹，你不认识我了？”可一个字都蹦不出来。他就那么站着，看着自己的妻子，看着她眼里的陌生和戒备。 孙玉芹也在看他。这个人穿得破破烂烂，头发花白，脸上沟沟壑壑的，跟街上的叫花子差不多。可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怎么那么熟悉？ 她猛地捂住嘴，眼眶一下子红了。 “老于？” 于敏点点头，眼泪“啪嗒”掉下来。 孙玉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上上下下打量，手抖得厉害。她摸他的头发，那些白的、硬的、干枯的头发；摸他的脸，那些深的、浅的、横七竖八的皱纹；摸他的衣服，那件洗得发白、肘部打着补丁的中山装。她摸着摸着，突然抱住他，闷闷地哭出声来。 “你咋……你咋成这样了……” 于敏拍着她的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小的那个醒了。孙玉芹松开他，抹了把脸，侧身让他进门：“进来吧，站着干啥。” 于敏迈进门槛，脚底下像踩了棉花。这个家，走的时候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墙上的日历还翻在他走的那一页，桌上的搪瓷缸子还摆在老地方，连他常坐的那把椅子都空着，像是专门等他回来坐。 可他又觉得陌生。一年多没回来，这个家好像把他忘了。孩子不认识他，老大躲在门后头偷看，老二被他妈抱在怀里，一看见他就扭过头去。老三还在里屋哭，哭声一阵一阵的，扎得他心里疼。 他蹲下来，冲老大招手：“过来，让爸爸看看你。” 老大往后退了一步。 那一刻于敏觉得，比在戈壁滩上熬三天三夜还累。 孙玉芹把孩子塞给他，转身去了厨房：“饿了吧？我给你下碗面。” 于敏抱着老二，那孩子在他怀里扭来扭去，就是不看他。老大还躲在门后头，探出半个脑袋偷偷瞅他。他冲老大笑了笑，老大愣了一下，跑了。 他坐在那儿，抱着不认他的孩子，看着跑开的老大，听着厨房里切菜的咚咚声，突然想起一件事——这一年多，孙玉芹是怎么过的？ 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老大要上学，老二要人看，老三还在吃奶。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不得她操心？孩子生病了，她一个人背着往医院跑；孩子哭了，她一个人哄；孩子问爸爸去哪儿了，她一个人编瞎话。夜里孩子都睡了，她躺在床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走的时候说，最多半年就回来。结果一走就是一年多，连封信都不能写——地址是保密的，内容是保密的，连“我还活着”这四个字都得憋着。 面端上来了，卧了两个荷包蛋，撒了葱花，热气腾腾的。于敏低头吃，眼泪掉进碗里，他假装没看见。孙玉芹坐在旁边看着他，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 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开口：“这一年……苦吧？” 于敏愣了一下，抬头看她。 她又说：“瘦成这样，头发全白了。苦吧？” 于敏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不知道该摇头还是点头。他张了张嘴，想说“不苦”，想说“都值得”，想说“国家需要嘛”。可话到嘴边，变成了一句：“你呢？” 孙玉芹笑了，笑得眼泪又掉下来：“我？我挺好的。” 后来老大慢慢凑过来，怯生生地叫了声“爸爸”。于敏伸手把他揽进怀里，老大没躲。老二也转过头来，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人”。老三不哭了，被孙玉芹抱过来，放在于敏腿上。 一家五口，就这么围着一碗面，坐着。 面凉了，没人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