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 三毛跑到新疆和77岁的王洛宾同居。然而，王洛宾竟然说：“可以同居，不可以发生关系！”三毛震怒之下，选择飞回台湾 ，不久后就自杀而亡了 这一切的开始，要回到1989年的台北。那一年，三毛在报纸上读到了王洛宾的专访，那篇报道里，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过度渲染，只真实记录了王洛宾的人生经历。 三毛从报道里看到的，不是一个头发花白、安享晚年的老头，而是一个在漫长政治风暴中熬过来的幸存者——王洛宾一生多次入狱，前后加起来被关押了19年。 在监狱里，他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用牙膏皮当笔写歌，出狱后，常常对着亡妻的遗像独自弹琴。这些真实的画面，一下子击中了三毛的心。 那时，三毛的丈夫荷西已经去世十年，这十年里，她一直四处漂泊，心里装满了孤独和迷茫，急需一个厚重、坚韧的灵魂，来承接她摇摇欲坠的生命。 她去找王洛宾，从来不是单纯的追星，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想“扮演”王洛宾歌曲里的卓玛，做那个能温暖他、陪伴他，也能被他温暖、被他陪伴的人，两个人互相慰藉，熬过各自剩下的时光。 1990年4月，47岁的三毛穿着红色长裙，眼里闪着光，按照报道上的地址，直接找到了王洛宾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家——那时候王洛宾的生活平淡得像一潭死水，每天除了练琴、整理乐谱，几乎没有别的社交。 三毛的出现，打破了这份沉寂，她主动唱起自己的《橄榄树》，王洛宾也跟着唱起了自己的《高高的白杨》，两个孤独的人，在歌声里找到了共鸣，那一刻，他们心里的孤独，好像真的被彼此读懂了。 从新疆回到台湾后，三毛对王洛宾的情意越来越深，从五月到八月，五个月的时间里，她给王洛宾写了十几封信，信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全是直白的真心，直言“无法不爱你”“这是命运的驱使”，字字句句都透着她的执着和真诚。 可这份过于炽热的感情，却让77岁的王洛宾感到恐慌——他经历了太多苦难，早已习惯了孤独，晚年只想安安稳稳、平平静静地生活，不想再被炽热的感情打乱节奏。 可三毛却没能读懂他的委婉，反而把这番话当成了他的自卑和呼救，觉得他是因为觉得自己年老、配不上她，才故意贬低自己，这让她更加坚定了要回到他身边的决心。 1990年8月23日，三毛第二次飞抵乌鲁木齐，她的行李箱里，塞满了藏族服饰和各种长住的家当，心里已经预想好了两人未来的生活——没有喧嚣，没有打扰，只有彼此，过着简单平淡的二人世界。 可她走出机场闸口时，看到的却不是王洛宾伸出的手臂，而是一群带着摄像机、照相机的摄制组，长枪短炮的镜头对着她，刺眼的聚光灯让她无所适从。 这是两人关系崩塌的第一根导火索。王洛宾当时正在配合当地的电视工作者，拍摄一部记录自己音乐生涯的纪实片，他以为三毛会理解，却低估了三毛对感情纯粹性的苛求。 在三毛眼里，她千里迢迢来奔赴的是一场私密的、纯粹的陪伴，可王洛宾却把这份本该私密的相处，变成了一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公共事件，这让她觉得自己的真心，被当成了炒作的工具。 更让三毛难过的是，摄制组经常来家里拍摄，导演还会指挥她做各种动作，比如让她轻轻放下磁带，假装和王洛宾一起整理乐谱，这些摆拍的画面，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橱窗里的模特，被人围观、被人展演，一点尊严都没有。 她想要的是真心相待，可王洛宾给的，却是刻意的距离和敷衍的配合。 九月的一天，三毛抛开所有自尊，主动向王洛宾提出了亲密相处的诉求，她以为，只要打破这份隔阂，两人就能真正走到一起。 可王洛宾却给出了自己的底线：可以同居，一起生活，但不能发生亲密关系。 三毛听懂了他的拒绝，眼里的光瞬间就灭了，她知道，这场她拼尽全力的奔赴，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位。 三毛含泪离开了新疆，回到了台湾，两个月后，她给王洛宾寄去了最后一封信，信里她编造了一个谎言，说自己已经和一个英国人订婚了，很快就要结婚了。 她之所以这么说，不是真的放下了，而是想给王洛宾留最后一点体面，也给自己留最后一点尊严，体面地结束这场荒唐又遗憾的奔赴。 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自缢身亡，她的自杀，不能完全归因于王洛宾的拒绝，荷西去世后长期的抑郁、内心的孤独和迷茫，都是重要的原因，但王洛宾的拒绝和两人之间的错位，无疑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消息传到新疆时，王洛宾正在练琴，吉他弦突然崩断，那一刻的震惊和悲痛，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王洛宾写下了《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以此纪念三毛，这份迟到的怀念，终究还是没能挽回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