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香港。病榻上的关麟征已近弥留之际。他颤巍巍地提笔，给北京的徐向前写了一封信：“子敬兄，还记得1932年卧佛寺那场伏击吗？当年打我的那位黄埔同学，如今可还安好？” 这封信从香港寄到北京，经过几道中转，才送到徐向前的案头。那时徐向前已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办公室里堆着文件和军报，秘书把信递给他时，他正批阅一份关于边防建设的报告。展开信纸，字迹歪歪扭扭，能看出写信人耗尽了力气。徐向前戴上老花镜，逐字看完，沉默了很久，才轻声说：“关子明，他还在，也挺好。” 关麟征和徐向前，都是黄埔一期生。1924年，他们同在广州黄埔军校报到，一个来自山西，一个来自湖北，操着不同口音，却在同一个操场上踢正步、练射击。1932年，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在湖北枣阳一带的卧佛寺设伏，打退了国民党军第25师的一个旅，关麟征当时是25师师长，在混战中被流弹擦伤，部下护着他撤出战场。那次伏击，红军缴获颇丰，还打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威名，关麟征虽败，却记住了那个带兵的黄埔同学——徐向前。 抗战时期，关麟征在第五战区指挥作战，率部在台儿庄外围阻击日军，立下战功，被称为“关铁拳”。可内战爆发后，他逐渐对打自己人失去兴趣，1949年去了香港，再没回大陆。徐向前则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三大战役中的两个，是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两人一南一北，再无交集，可那段黄埔同窗的情谊，始终没断。 关麟征晚年在香港，常看内地的报纸，听广播里的新闻。他知道自己当年的对手，如今是国家的栋梁，心里既有敬佩，也有复杂。病重时，他让家人把旧相册翻出来，指着一张黑白合影——那是1926年黄埔同学在北京的聚会，照片里年轻的他站中间，徐向前在旁边，笑得腼腆。他问“子敬现在多大岁数了”，家人说“快八十了”，他叹了口气，说“人老了，就爱想以前的事”。 徐向前接到信后，让秘书给关麟征回了一封，信里没提战事，只说“你我同窗之谊，从未因世事而改。你若安好，便是老天眷顾”。关麟征收到回信，让家人读给他听，听完后，眼角有泪，说“子敬还是那么实在”。 关麟征去世那年，徐向前正在北戴河疗养，听到消息，让工作人员代他送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黄埔同窗，手足情深”。有人说，这两位曾经的战场对手，到最后，只剩下了同学和朋友的情谊。他们在不同的阵营打过仗，可心底都有一份对家国的认同，对不同选择的尊重。 这段往事，在香港的老黄埔同学圈子里流传很久。有人说，关麟征的信，不只是问候一个老同学，也是在问自己当年的路——那条路走到尽头，回头看，才发现有些人，哪怕隔着烽火和岁月，依然是值得怀念的。徐向前的回信，则证明了另一件事：真正的黄埔情谊，不会被立场拆散，只会沉淀成记忆里的温度。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