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看成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因此把他们称为“匪”，并且极力推崇和学习曾国藩，采取“宁可错杀三千”的恐怖政策，进行全力镇压。 蒋介石的那点骄气，很多人年轻时就见过。 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广州的机关楼里，毛主席和他算是同处一屋檐。外人看着，一个话不多，一个心气高；可只要翻开蒋介石的日记，就能看到他真实的想法——共产党被他归成“外人”，凡是涉及实权的事，都不愿让别人碰。那时候的他，已经把共产党想成某种“将来要处理的麻烦”。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突然炸开，广州空气像被扯住一样紧。蒋介石放话说共产党人要劫持他走人，紧接着就宣布戒严，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软禁、被监视。 毛主席看得透，说这种人“示弱就得寸进，硬碰硬反而缩回去”。那一天，是两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交锋，气味都变得清楚了。 没过多久，蒋介石的锋芒彻底亮出来。 1927年4月12日，他在上海动了手，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四一二让整个社会都感到寒意。蒋介石推崇曾国藩那一套“宁可错杀三千”的狠劲，在他看来，流血是必须的，杀得越猛越能立威。毛主席则从那堆白布下明白了另一件事：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 秋收起义失败，他带着队伍上井冈山，不再寄希望于党内调和，把命运抓到自己手里。 蒋介石看着井冈山的队伍，只把他们当作“朱毛股匪”。 他在日记里写“赣匪不足平矣”，觉得不过是一支新冒出来的农民军，自信自己能像曾国藩对付捻军一样，用围剿和层层封锁把局面压下去。 可前三次“围剿”下来，国民党军吃亏不断。红军打运动战，像从山里长出来一样，打一口就走，走得干净利索。蒋介石这才写下“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语气里开始带着一丝不愿承认的烦躁。 第五次“围剿”又是另一种折腾。那段时间红军被“左”倾路线束住手脚，战场连续吃紧，被迫踏上长征。蒋介石调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亲自飞到重庆坐镇，打算一口气把这支“匪军”灭在大山深处。可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掌握指挥，四渡赤水拉开战局。 五十三天里，红军忽东忽西，能打就打一仗，不合适就悄悄绕开。等国民党军反应过来，红军已经跳出包围圈，一场原本想“瓮中捉鳖”的行动，被毛主席带成了“空抓一场”。 蒋介石嘴上说共产党跳不出自己的“掌一握”，可实际情况却一步步滑向相反方向。他还用农民起义的眼光看对手，毛主席已经在从群众中长力量，用新的方法扩队伍。 他盯着“匪”的影子，却没看见人民站在谁那一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的天冷得很。张学良和杨虎城扣下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四一二到那年冬天，血债积得太久，国内很多人都喊着要把蒋介石公审。 斯诺的夫人记下过不少激烈的呼声。毛主席也不是没想过“审蒋”“罢蒋”，只是反复权衡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尽量和平解决，把蒋介石推到抗日前线，让外敌压力倒逼南京政府做出选择。 红军大学的学员问过一句很直的话：蒋介石毫无信用，放了他，他会不会真抗日。毛主席答：“要靠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那语气像在说一件本就不轻松的事。 很多路，都是硬生生推出来的。 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一天发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共商大计”。可在心底，他还是那个老想法——让共产党交出枪、交出根据地。他判断自己握着“正统”，对手终究跳不出自己的掌控。毛主席出发前，在延安机场向军民挥帽告别，那背影里有种说不清的分寸感：前线打得好，他就安全一些；前线吃紧，他就危险一些。 重庆谈判拉了四十三天。蒋介石表面客气，日记里却写毛主席“阴阳叵测，绵里藏针”。毛主席那边，一会儿见见戴季陶，一会儿和陈立夫聊聊，有一次和蒋介石在小路相遇，顺口说刚见过戴季陶，蒋介石愣了一下，又赶紧说“见见好”。 可就在毛主席离开重庆两天后，蒋介石又写下那句“断无成事之可能”。他还是坚信，对方不过是个稍微麻烦一点的“匪首”。 事实很快转向另一边。 辽沈战役后，北平、天津、塘沽被切断，傅作义成了“笼中之鸟”。毛主席考虑到北平城的文化价值，提出尽量和平解决。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率五十多万军政人员起义。朝阳门口，傅部官兵列队迎解放军进城，那一刻其实宣告了蒋介石所谓“掌控”的彻底失效。 至于蒋介石本人，毛主席晚年对外客人谈起他，常用“老朋友”三个字。 1972年2月21日，他和外国领导人会见时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对方问毛主席怎么称呼他，周恩来答“一般叫‘蒋帮’”。毛主席接着说：“我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话里有笑意，也有历经大风大浪后的沉稳。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消息传来，毛主席只是点了点头，说知道了。 蒋介石那套剿匪思路，最后把他带到台海一角。毛主席那套“枪杆子”和“出路”并举的方法，却把中国革命推到了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