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汉奸朱大同被拉到刑场枪毙，周围骂声不断，但他的脸上却挂着笑容。陈毅元帅得知后，掩面痛哭：他其实是烈士！ 要弄明白这句话，就得往回翻。 1907年，安徽萧县，一个读书人家添了个儿子，取名大同。家里书不少，银子不多，孩子小时候就知道，想往上走，只能往书堆里钻。中学毕业，他当上老师，粉笔灰沾满袖子，日子不算风光，也不算寒酸。 有一阵子，他从同事手里接过几篇文章，署名是李大钊等人。纸张已经翻旧，字里行间带着火气。朱大同盯着那些字看，心里打鼓：原来“救国救民”不是空喊，真有人拿命去干。那年他二十一岁，悄悄走进了党的队伍。 组织看人挺准，这个年轻人能吃苦，脑子也好用，很快就成了萧县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在白色恐怖里联络同志，发展新人，搞张庄运动，带着农民跟着反蒋，闹得县城鸡飞狗跳。张庄那边一栽跟头，风声紧，他被迫从萧县消失，转到江苏连云港一带躲起来。 这个时候，外面对他的印象还是“穷教书匠出身的革命积极分子”。再往后，故事忽然开始拐弯。党内流传出消息，说朱大同叛变了，说他成了中统特务，说他逮捕同志表功。听上去像一把刀，从背后扎下去。 档案里有一条时间线：大约在三十年代前后，他把手伸向徐州特委委员冷启英和苏鲁豫皖边区领导郭子化。表面看，抓的是自己人。消息传开，很多同志心里拔凉，咬牙切齿：原来真叛了。 多年以后，被公开的另一摞材料，把人看得心里发紧。原来党组织那时做了个极难的决定，需要有人打进中统高层，铺一条新的情报线。这个人既要熟悉地方，又得扛得住误解和骂名，最后点到的，就是朱大同。 他心里清楚，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真干下去，不光要跟敌人斗，还得跟自己的名声过不去。可命令一下，他也只能咬牙接下。要在中统坐稳，得有“投名状”。郭子化落在他手里，他悄悄放了人，对上面说的是“越狱”。冷启英被抓，名义上是立功，暗地里，他想尽办法护住，拖住敌人的刑具，等到抗战全面爆发，找缝隙放人离开。 这种戏不能只演一回。中统盯着他，让他带队去“围剿”我军驻地，他跟组织把话说好，选在火力差距大的地方打个样子战，枪声有了，伤亡压到最低。台账上记着“多次立功”，真正知道内情的人少得可怜。 这边还在演戏，那边日本侵略者盯上了他。某次行动中，他落到日军手里，吃了不少皮肉苦。嘴硬得很，不肯给真正的情报。日军心里清楚这一点，为了挑拨、为了瓦解中国人的抗战意志，干脆在报纸上给他编了个新身份：卖国求荣的“大汉奸”。连篇累牍地写他如何配合清剿抗日力量，数字报得吓人，说死在他手里的抗日人士成百上千。 这种东西一登，跟火上浇油没什么两样。国民党内部本来就有人对他存疑，再看日本报纸，怀疑变成了确信，重用也就顺理成章。萧县县长的帽子扣在头上，各种“镇压”“清剿”的命令往下压。在老百姓眼里，他一步一步成了“叛徒样板”，成了骂汉奸时最顺口的那个名字。 另一方面，真正了解他的人还在暗处奔走。国民党中将王仲廉想尽办法，把他从日本人手里捞出来。中统那边也把他捧得更高，觉得他对党“下手狠”，对日军“配合紧”，谁会去猜，所谓“配合”，有多少是虚晃一枪。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局势越来越明朗。旧政权心里发虚，很多军政要员开始打算盘。朱大同这时又被推上前台，去做一件更艰难的事：劝说手握兵权的高级将领起义。 他跑军部，跑行营，坐下开口讲前线的形势，讲普通士兵的伤亡，讲老百姓到底心向哪边。有的将领听懂了，觉得跟着旧账走不出路，暗中做了准备。有的死抱着“忠义”二字，把他的话当成软刀子，越听越恼火。 矛盾攒到了1949年春天。5月11日，汤恩伯在文件上签字，给他安上“大汉奸”的罪名。理由找得一点也不费劲：日本报纸那些旧文，中统后台那些“立功”记录，堆在桌上就是铁证。军方很快排出程序，定罪，押解，执行。 在这条路的尽头，就是闸北公园那块空地。押解他的士兵不会知道背后的故事，人群更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只是又一个该骂的汉奸。朱大同心里明白，真正的真相，不能在这种场合说，不然那么多年铺下来的暗线会被一把火烧光，还得拖上许多无辜的人陪葬。 他把嘴闭得很紧，把腰杆挺得更直。等到刽子手举枪，他忽然大笑。那笑里有委屈，有解脱，也有种说不出口的痛快：那些年跑出来的情报，已经帮前线少掉太多冤枉命，新中国就在眼前，他这条命，不算白扔。 后来，上海解放，陈毅走上市长的位置。1950年，他亲自出面，把朱大同的材料一件一件翻，提请为他正名，追认为烈士。这是第一笔账，记在新政权名下。 时间再往前推到1981年，国家再次给他正名，又一次追认烈士，把隐蔽战线上的具体工作披露出来。假投敌，打进中统，保护同志，铲除真汉奸，劝将起义，一环扣一环，全都写进文件。 很多人这才慢慢意识到，原来骂声也会骂错人。有人活着享福，却借着“爱国”的壳子敛财求荣；也有人一辈子在阴影里打滚，临到头还要背着“汉奸”的牌匾去见枪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