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毛主席和刘亚楼的会谈不欢而散，刘亚楼连忙求助周总理和罗帅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清早，中南海起了凉风。毛主席在梧桐树下走了几步，突然问卫士：“你们说，亚楼同志究竟准备了些什么。”这天要谈的，是空军那场出事的“跃进”。 屋里就两张椅子一张条几。毛主席给刘亚楼倒茶：“亚楼同志，你是不是太谨小慎微，全国都在快马加鞭。”刘亚楼一直站着：“主席，飞机不是拖拉机，空中没有肩膀可借。”两个人说了大概半个小时。毛主席合上文件夹：“好啦，去忙吧。”送到门口，神情看不真切。外间人只见刘亚楼脸色绷着，都说这回谈得不顺。 他的犟劲不是一天两天。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接到任命，成了新中国空军司令员，只跟秘书说：“从今天起，拿命去干。”那时只有缴来的日本、美国产旧飞机，加几批苏联米格，天上的威胁压着国境线。 他盯的头一桩，是作风。视察天津机场，飞行大队食堂搞“庆功大餐”，香菇一盆盆往外端，他当场黑脸：“没打仗先摆排场，早晚出事。”飞行员嘴快，很快编出顺口溜：“亚楼骂得响，事故少得慌。” 朝鲜战场三年，空军在“米格走廊”同美军拉锯。一九五三年停战，战损数字送到北京，毛主席看了放心不少。翌年，中央在国防经费里划出一成多给空军，用在练兵、雷达、机场上。刘亚楼把劲用在细处：去沈阳验收雷达站，撬开配电房地板看电缆铺得直不直；俄制高空装具零件多，他自己套上身，摸出一条缝合线脱扣。有人背后嘀咕“管得太细”，他回一句：“细，细命要命。” 生活里也是这路数。一九五五年授衔典礼结束，他没上车队，骑着旧凤凰回驻地。按级别坐“东风”“红旗”都合规，他偏要那辆老吉普，说“轮胎磨到帘子线还能跑”。总后勤部有人笑他：“你那不叫吉普，叫骨灰盒。”他呵呵一笑，照样开着。 一九五八年，“反保守”的风越刮越急，部队里挂起“飞行要跃进”的标语，有的师硬把复杂气象夜航压在四天里练。某师第一架起飞就掉了下去，机毁人亡。消息到北京，他连夜登机，到失事机场。现场焦黑，油味和金属焦糊味呛人，他蹲下身，捏起一小撮土，在指尖搓了半天。随行干部劝他回指挥所，他只说：“写吧，按条例办，谁批的谁担责。” 空军党委会上，他提议处分主管训练的副司令员。这一手在当时算“顶着风”，很快就有人往中央递话，说他“压制跃进”。带着这层背景，他进了中南海那间屋子。 从毛主席那边出来，他脚步没慢，直接拐向国务院西侧楼道，敲开周总理办公室门：“总理，可能得罪了主席，这事扯着整个空军安全。”周总理推了推眼镜：“心里有数，你先回去。”出门又拎着公文包去找罗荣桓：“罗帅，心里没底。”罗荣桓拍了拍他肩膀：“当年雪山都走过来了，这点事翻不了船。”两人都站在他这边。 第二天，小范围碰头会在北京开起来。周总理把事故经过、飞行训练规律、国外类似事故摆出来。罗荣桓接话：“技术军种有技术规律，逾矩必惩。”毛主席点上烟，慢慢说：“刘亚楼喜欢说了算，那空军就让他说去吧。”这句话落下，风浪也就小了。 风浪一小，他索性把弦拧得更紧。在全军飞行人员大会上，《空军飞行训练暂行条例》摘掉“暂行”二字，变成《正式条例》，任何口号不能压在上头。他站在台上：“谁敢拿命换数据，就先拿我的军衔垫背。”台下一片安静，夜航那一下闷响，不少人记得。 他不死守一个“慢”字。一九六零年，他批准沈阳试飞团搞米格高空僚机协同试验，多机纵深控制，那一年拦截成功率提了七个百分点。总结会上，他笑着说：“不是不快，螺丝拧紧了再加速。”快也要在规矩里快。 这些年累下来，身上毛病多了起来，疼痛一上来，就靠一片阿司匹林顶着。周总理催他住院，他摆手：“飞机不等人，病也得等。”拖到一九六五年年底，人终于倒在病床上。 弥留那几天，他让秘书把那身将军服拿来，挂在床边。那件衣服已经补了三回，袖口和下摆的针脚都看得见，他盯着看了一会儿，轻声说：“还没穿破。” 噩耗传到中南海，毛主席沉默了一阵。一个月后，中央拍板，把当年他抓得最紧的《正式条例》往前合一合，形成“空军飞行十项刚性制度”，用到后来。规矩落地，人走了，劲头在队伍里。 老飞行员闲聊时提起他，经常说：“想起亚楼，心里就有杆秤。”那杆秤一头压着侥幸，一头托着生命。一九五八年那次“不欢而散”的会谈，从院子里的凉风，到会后跑去找周总理和罗荣桓，都是在那杆秤上加砝码，把天空里那条看不见的底线压得更实一点。
